【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8月份,某個推動都更的論壇上,曾在林口與三峽有大型造鎮計畫的建設公司,其執行長面對中山區的都市更新,用他一貫的口氣,要求政府趕緊想一個口號包裝,在政策上鬆綁,讓建商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工程。在三峽或林口之前,淡海新市鎮的造鎮計畫,也讓四大建商吃下5萬坪土地。

不只台北,在高雄義聯集團相中旗山台糖上千公頃國有土地,提出「打造三生(生活、生態、生產)生活永續城造鎮計畫」。政府答應「針對這類重大投資計畫,指定政委成立單一窗口協助排除投資障礙」。政府出讓國有土地,讓企業財團接手開發,儼然是當前最佳的發展組合。

好城市 怎樣都「住不起」

由於土地數量有限,不應該與一般商品一樣進入資本主義的市場自由買賣。台大城鄉所教授王鴻楷指出,土地不能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而土地衍生出的「住房」問題,也應與個人生命安全相關。換句話說,居住權等同於基本人權,政府有保障人民居住權的義務。

但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進行公共建設,讓土地增值,卻讓開發土地的利潤回歸到少數財團手中,等於是讓大多數受薪階級供養少數資本家。

《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作者廖桂賢也指出,土地成為商品賣給建商蓋房子,就等於解決住房問題,但實際上住宅問題並沒有解決,只是將所有人切成兩塊──住得起與住不起,出讓土地蓋房的政策似乎比較多是在為建商解套。

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也同意,政府的政策多偏向財團,而非老百姓。「就像當年馬克思說的,國家政權等於『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相較於歐洲國家,例如荷蘭,政府保留土地建造社會住宅。台灣的政府卻真如馬克思筆下的管理委員會了。

企業掌權 土地開發大量獲利

劉可強認為,荷蘭可說是全球化的發源地,又是信仰資本主義的國家,不過他們是對外強勢奉行資本主義,對內保留社會主義的政策。或許因為如此,荷蘭M型社會的發展不如台灣這樣嚴重。

「資本主義就像洪水,無孔不入,甚麼東西都逃不過。」劉可強說,政府不願意保留國有土地來提供社會住宅,土地只得進入市場做為一般商品買賣,社會住宅無法獲利,當企業主導國家後,不賺錢的事企業不想做,也不會要國家做。

資源流入城市 城鄉差距更遙遠

城市吸納了大量資源,卻也排拒了原本居住在城市裡的人,為什麼政府不願將資源投入農村,降低城鄉差距、抑制城市過多資金炒作?劉可強表示,因為城市的經濟效益比農村高,高科技或文創產業的獲利比起農產品高出許多。主流的說法認為,城市是火車頭,可以帶動整體發展,在產業思維沒有調整前,政府不會將資源投入農村。

輕農村重城市的投資思維,相對擠壓了農村的產業發展,為了城市擴充,郊區或農村可能因為都市更新土地變更,轉形成為城市的附庸,破壞了當地原有的社會關係以及既有價值。

面對當前以城市做為競爭主體,不斷以開發思維更新,將更重要的居住問題拋至腦後的偏差政策,劉可強說,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不少城市,不與誰競爭排名、也不在意所謂的競爭力,它發展出穩定的「城、鄉、人」關係,提供重要的服務,例如:教育、醫療等等。

淨化後的城市 中產階級的天堂

歐洲13世紀左右的貿易網絡──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裡的城市,城門上刻了一句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提供了各種經驗與可能性,過去的封建身分不再是枷鎖,在城市,藉著經商,乞丐也有機會成為仕紳。

只是現在,城市提供的可能性越來越少,居住在城市裡的多數人,以勞動力或消費者的姿態出現,卻不是城市的主體。美國社會學家Mark Gottdiener指出,規劃者很多時候都忽視或否定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考量,土地重新規劃後,讓位給商場或豪宅,城市區域也變得中產化和豪宅化,原本住在那裡的人,不能再繼續居住而被迫搬遷。

除了修整門面,城市在舉辦運動賽事或特殊節慶時,也會大規模清理流浪動物,不僅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甚至2004年雅典奧運前夕,平日放任流放動物遊走的文化習慣,也在國際目光的驅使下進行大規模清理的動作。而目前台北市也為了花博展覽,驅趕萬華區的遊民,以維持城市的面容。

雖然城市的規劃掌握在政治優勢的統治階層手中,但都是社會學學者並不因此絕望。法國新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理論學者Henri Lefebvre提出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認為空間的型塑,是空間中活動的人以及其行為創造的結果,真正居住在城市中各種階級,都有轉化城市生活與更新的權利。

就如同許多台灣城市逐漸出現的,提供外籍移工多種服務的小型雜貨店,或者逐漸轉變為各種移民人口聚會場所的中山北路「小菲律賓區」。都是真實生活在這個城市中的人,翻轉空間使用可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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