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姊妹，賣冬瓜」是南洋台灣姊妹會以自身成長過程為主題的紀錄片，整部紀錄片由姊妹親自動手配音、剪接、配樂、訪談，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純手工」紀實姊妹會多年來爭取權益的動人故事。片名「賣冬瓜」其實是泰文「不要怕」的意思，諧音如同「賣冬瓜」，自我期許也鼓勵姊妹，即使環境艱困，還是要勇敢前行。

洪滿枝第一次踏進南洋台灣姐妹會，是因為聽到電視上的訊息，打了電話後到辦公室拜訪。那一天正好是多元文化課程，辦公室裡是各地姐妹正在分享自己做的家鄉美食，洪滿枝說，看起來好有趣、好開心，之後她就一腳踏進這個世界裡。

在洪滿枝走進辦公室前，姐妹會的執行秘書邱雅青已經加入這個組織好多年，從最早的識字班、一直到姐妹會成立，她也從一個普通學員，蛻變為一個組織工作者。

回想剛來台灣時，因為溝通不良，邱雅青整天在家躲在房間裡看電視、等老公回家，因為想家，每幾個月就回到泰國一次，曾經待在娘家半年沒回台灣，夫家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邱雅青外出工作，在工作的美容院認識了幾個外籍姐妹，介紹她到永和社大的識字班看看。只是當她一進去，就再沒離開過了。

邱雅青說，可以在這裡待這麼久，最主要就是因為，志工都像家人一樣，支持、陪伴，給外籍姐妹一個成長的空間和學習的機會。加上一些沒有在工作的學員，平常會相約吃飯、逛街，互相聊一聊彼此的事，因此累積出相當深厚的感情。

來到識字班之後，學會如何溝通，可以把心裡感受說出來，邱雅青與家人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好。在姐妹會紀錄片「姐妹，賣冬瓜」中，邱雅青已經可以流利的和婆婆唱著台語歌，而她們家，也成為姐妹聚會的地點，直到成立辦公室後，大家才逐漸轉移陣地。

另一位來自柬埔寨的李佩香，目前已經在姐妹會北部辦公室工作一年多。李佩香說她一開始也是到識字班上課，不過因為之後懷孕、生子，加上照顧孩子，因此與姐妹會的接觸慢慢減少。但是前年發生一件事，讓她感覺到姐妹會支持的力量。

前年，李佩香的丈夫過世，生活頓失依靠，她說，「我在台灣能夠撐下去，都是因為有姐妹會，他們真的像我的家人。」雖然丈夫過世，生活大亂，李佩香卻沒有退縮，反而投身到姐妹會的工作裡，她說，「如果沒有在姐妹會工作，我覺得我會連自己的生活都照顧不好，所以我從來沒想過要離開。」

投身進入姐妹會，遭遇的第一場戰役，就是2003年預計成立移民署。當時政府打算將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改制為移民署，其中人員編制高達75％都是警察，消息由夏曉鵑帶進識字班的討論中，讓姐妹群情激憤，認為自己又不是罪犯，為什麼由警察管。

當時討論熱烈，大家決定要對此表達抗議，但一提到召開記者會，討論現場突然一陣沉默，之後姐妹陸續表示「當天可能沒空…」。邱雅青說，「因為大家都怕嘛！我也很怕啊，我在泰國都沒抗議過，來台灣去抗議…。」不過記者會仍然依著計畫舉行，姐妹會還規劃了行動劇。移民署的成立，也因為姐妹的反對而暫緩，一直延到2007年才正式揭牌運作。

邱雅青說，第一次上街頭，他們才知道要出來講話，才能讓別人聽見自己的聲音，而且站出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爲了大家。雖然害怕，「但是大家都在一起，真要發生什麼事，至少大家都在一起！」

跨出「第一次」，姐妹會也針對不同的政策和許多污名姐妹的言論進行抗議，讓李佩香印象深刻的，是她參與的第三次抗議。那一次是活動，起因於外籍姐妹在申請歸化已取得台灣國籍前，必須先放棄原國籍。但是這樣的規定卻在柬埔寨姐妹身上發生困難，因為柬埔寨的政府沒有「放棄國籍」這個制度。

李佩香說，那時他們召開記者會，要求台灣政府以特殊狀況來處理柬埔寨籍的姐妹，雖然台灣政府同意，卻增加一項時間限制，只有在該年以前來台的柬埔寨姐妹，才能不用放棄國籍就能申請台灣國籍，之後的卻不行。

抗議之後，李佩香順利獲得身分證，問及是否因為抗爭後得到勝利而開心，她只淡淡的回答，「並沒有甚麼感覺，因為這本來就是政府要給我們的。」

談到為什麼要拍攝紀錄片，記錄起這些年抗爭的過程，邱雅青說，因為外界多半只看到姐妹出來抗議，卻不知道姐妹「為什麼」要出來。李佩香說，以爭取身分證明為例，很多人以為政府是自己醒過來發現有問題，所以才改進的，可是根本不是這樣，是姐妹去爭來的，而這些東西必須被看見，讓更多姐妹知道，站出來，才有可能。

第一部由外籍姊妹獨力製作的紀錄片──「姊妹，賣冬瓜」即將在12月4日於台北光點舉辦放映暨座談會。相關活動訊息可上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網站（http://tasat.blogspot.com/）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