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早在清朝時期,西方人大舉進入中國大陸,由於漢字屬「表意文字」,不像羅馬字母拼音系統那麼容易學習,外國人於是將漢字羅馬化,方便溝通。

Wade-Giles(威妥瑪式)是由曾任英國駐中國領事館的Wade與Giles兩人共同發展的系統,通行國際。中國人也發展出許多「切音字方案」,多數只用來標音,不涉及書寫系統的轉換。眾多方案中,由章太炎草創的標音經國民政府認可,成為通用方式,在1930年更名為「注音符號」。注音符號隨著國民政府來台,成為漢字教育的一環。

不過,仍有不少人主張以羅馬拼音文字取代漢字。根據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汪宏倫的研究,國民政府1924年擬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8年定名為「國音字母第二式」,成為第一個法定中文字母拼音方案。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推行「語文現代化」,1955年推出「漢語拼音方案」,並在1972年加入聯合國之後,逐步翻轉過去威妥瑪式的地位,讓漢語拼音成為國際主流。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漢字羅馬化一直興趣缺缺,加上中共提出漢語拼音,政治與意識形態對立的國民政府,便將自身塑造為「傳統中華文化的捍衛者」,徹底排斥羅馬拼音。

相較於注音符號及漢字書寫,成大台灣文學所副教授蔣為文表示,羅母拼音的確在聽寫學習上比起漢字快速,只要學會少數字母的對應發音,就可排列出相當多字。「以羅馬拼音為主的越南,小學一年級在聽寫就能達到8成正確率,但台灣學生卻得花很長時間學習漢字。」

1950年,國民政府在台灣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1956年提出「請說國語運動」。蔣為文小時候曾被罰過,在脖子上戴著「請說國語」的狗牌。「日治結束時,台灣使用華語的人相當少,大多使用日語或台語。台灣人懂的不是現在所謂的『國語』,而是『華語』,我們現在學的國語其實是『北京話口語』。」

政大民族系副教授王雅萍也表示,國民政府強制推動國語教育,使得台灣居民的「北京話」相當標準,「連許多大陸人都驚訝我們怎麼講得這麼好,因為我們都是硬學的!」語言政策的制定是國家介入的符號暴力,學習並使用的人,同時也再生產這套制度的合理性,讓它就像自然天生一般。在制度的暴力下,說「中文」就這樣融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台中師範學院台灣語文學系教授洪惟仁指出,根據統計,1945年至1990年,國民政府至台45年間,會說「國語」的民眾已達80%,相較之下,日治時期結束時,使用日語的台灣人僅51%,可見國民政府在推動「國語」上的成效。

戒嚴時期為了凝聚國家意識,國民政府嚴格推動國語政策,連教會都禁止使用台語傳教,本來以教會羅馬字拼寫的教會公報,也被要求全面以漢字書寫。

從日治時期開始,台語一直受到打壓,台灣教會公報總編輯方嵐亭牧師表示,當時的長榮女中為例,二戰期間教師為了能以台語和學生交談,教會學校大門外種了許多果樹,讓學生去摘果子,教師就趁著這些機會,偷偷和學生講幾句台語。「不然就是把人拉去唱詩班,再偷偷講台語。」一直到國民政府來台,台語被貶低為「方言」,相對於「國語」低階,讓一般人也認為講台語是一種不高雅的行為。

為了加強「國語」政策,1980年代有了「語言法」,嚴厲禁止使用台語。因為國民政府強力推行國語政策,成功消滅了其他語言的使用環境。這樣的政策忽視許多在日治結束後已長大成人的世代,這一整個世代離開學校教育系統,被迫塞在充斥漢字的世界,無法溝通。王雅萍的媽媽只會講台語,看病時一定要有人陪同,否則她不懂醫生到底講了什麼。

國民政府以國語政策建構認同的同時,也犧牲了多數人生活、就醫的基本權利。方嵐亭認為,國民政府對台語等其他方言的「污名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社會上普遍認為說台語是沒知識的表現,台語成為低階的象徵。」日治時期,學會日語才有辦法拿到躋身上流社會的入場券,日本與其他本土語言之間,也逐漸形成階級關係,使用母語成為低俗的象徵。

台語如此,其他弱勢語言更嚴重。王雅萍指出,原住民在二次殖民的壓迫下,導致兩代人幾乎都不會使用族語,「國語」成為主流語言,也是階層流動的工具,不少原住民不認為必須保存族語,使得語言保存工作難上加難。

蔣為文感慨,當時的制度破壞了多元語言的使用環境,等於讓其他語言安樂死,「沒有人用,最後就會自然消失。」語言是一個族群文化的載體,當語言消失,文化也無法傳承。

「台語有許多和社會特徵相關的辭彙,例如台灣社會是吃米的,光是『粥』就有許多不同的詞,例如水比較多的粥和水比較少的。」蔣為文強調,北京話是北方語言,北方不吃米,所以辭彙中沒有這些東西。

他也悲嘆台灣社會的多語系本來能達到一種自然平衡,卻遭到制度以單一標準去約束破壞,「就像福壽螺,強勢的外來種破壞了原本的環境狀態!」這種人為干預,導致不少弱勢語言逐漸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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