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早在清朝時期，西方人大舉進入中國大陸，由於漢字屬「表意文字」，不像羅馬字母拼音系統那麼容易學習，外國人於是將漢字羅馬化，方便溝通。

Wade-Giles（威妥瑪式）是由曾任英國駐中國領事館的Wade與Giles兩人共同發展的系統，通行國際。中國人也發展出許多「切音字方案」，多數只用來標音，不涉及書寫系統的轉換。眾多方案中，由章太炎草創的標音經國民政府認可，成為通用方式，在1930年更名為「注音符號」。注音符號隨著國民政府來台，成為漢字教育的一環。

不過，仍有不少人主張以羅馬拼音文字取代漢字。根據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汪宏倫的研究，國民政府1924年擬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8年定名為「國音字母第二式」，成為第一個法定中文字母拼音方案。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推行「語文現代化」，1955年推出「漢語拼音方案」，並在1972年加入聯合國之後，逐步翻轉過去威妥瑪式的地位，讓漢語拼音成為國際主流。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漢字羅馬化一直興趣缺缺，加上中共提出漢語拼音，政治與意識形態對立的國民政府，便將自身塑造為「傳統中華文化的捍衛者」，徹底排斥羅馬拼音。

相較於注音符號及漢字書寫，成大台灣文學所副教授蔣為文表示，羅母拼音的確在聽寫學習上比起漢字快速，只要學會少數字母的對應發音，就可排列出相當多字。「以羅馬拼音為主的越南，小學一年級在聽寫就能達到8成正確率，但台灣學生卻得花很長時間學習漢字。」

1950年，國民政府在台灣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1956年提出「請說國語運動」。蔣為文小時候曾被罰過，在脖子上戴著「請說國語」的狗牌。「日治結束時，台灣使用華語的人相當少，大多使用日語或台語。台灣人懂的不是現在所謂的『國語』，而是『華語』，我們現在學的國語其實是『北京話口語』。」

政大民族系副教授王雅萍也表示，國民政府強制推動國語教育，使得台灣居民的「北京話」相當標準，「連許多大陸人都驚訝我們怎麼講得這麼好，因為我們都是硬學的！」語言政策的制定是國家介入的符號暴力，學習並使用的人，同時也再生產這套制度的合理性，讓它就像自然天生一般。在制度的暴力下，說「中文」就這樣融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台中師範學院台灣語文學系教授洪惟仁指出，根據統計，1945年至1990年，國民政府至台45年間，會說「國語」的民眾已達80％，相較之下，日治時期結束時，使用日語的台灣人僅51％，可見國民政府在推動「國語」上的成效。

戒嚴時期為了凝聚國家意識，國民政府嚴格推動國語政策，連教會都禁止使用台語傳教，本來以教會羅馬字拼寫的教會公報，也被要求全面以漢字書寫。

從日治時期開始，台語一直受到打壓，台灣教會公報總編輯方嵐亭牧師表示，當時的長榮女中為例，二戰期間教師為了能以台語和學生交談，教會學校大門外種了許多果樹，讓學生去摘果子，教師就趁著這些機會，偷偷和學生講幾句台語。「不然就是把人拉去唱詩班，再偷偷講台語。」一直到國民政府來台，台語被貶低為「方言」，相對於「國語」低階，讓一般人也認為講台語是一種不高雅的行為。

為了加強「國語」政策，1980年代有了「語言法」，嚴厲禁止使用台語。因為國民政府強力推行國語政策，成功消滅了其他語言的使用環境。這樣的政策忽視許多在日治結束後已長大成人的世代，這一整個世代離開學校教育系統，被迫塞在充斥漢字的世界，無法溝通。王雅萍的媽媽只會講台語，看病時一定要有人陪同，否則她不懂醫生到底講了什麼。

國民政府以國語政策建構認同的同時，也犧牲了多數人生活、就醫的基本權利。方嵐亭認為，國民政府對台語等其他方言的「污名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社會上普遍認為說台語是沒知識的表現，台語成為低階的象徵。」日治時期，學會日語才有辦法拿到躋身上流社會的入場券，日本與其他本土語言之間，也逐漸形成階級關係，使用母語成為低俗的象徵。

台語如此，其他弱勢語言更嚴重。王雅萍指出，原住民在二次殖民的壓迫下，導致兩代人幾乎都不會使用族語，「國語」成為主流語言，也是階層流動的工具，不少原住民不認為必須保存族語，使得語言保存工作難上加難。

蔣為文感慨，當時的制度破壞了多元語言的使用環境，等於讓其他語言安樂死，「沒有人用，最後就會自然消失。」語言是一個族群文化的載體，當語言消失，文化也無法傳承。

「台語有許多和社會特徵相關的辭彙，例如台灣社會是吃米的，光是『粥』就有許多不同的詞，例如水比較多的粥和水比較少的。」蔣為文強調，北京話是北方語言，北方不吃米，所以辭彙中沒有這些東西。

他也悲嘆台灣社會的多語系本來能達到一種自然平衡，卻遭到制度以單一標準去約束破壞，「就像福壽螺，強勢的外來種破壞了原本的環境狀態！」這種人為干預，導致不少弱勢語言逐漸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