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我有國家,我的國家叫西藏,我是西藏人,我不知道為什麼,來到台灣卻變成無國籍者!」在台藏人福利協會副會長根桑輪珠不解的質疑,13歲那年他從西藏逃到印度,後來才到達台灣。來台灣8年多,現在卻只能以「無國籍居留」的方式留在這裡,身份不明的狀態,嚴重影響他的生活。3日由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等團體共同舉辦的「無國籍者在台灣座談會」,邀請官方與民間共同瞭解這些無國籍者的困境與難題。

無國籍者的成因相當複雜,以海外華人而言,長期的政治問題導致這些華人淪為國際人球,既沒有居住國的國籍,也無法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的善待。師範大學華語文研究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組教授楊聰榮指出,以印尼華人為例,過去印尼作為荷屬東印度時,要求大清帝國針對海外華人制訂相關規定,當時清朝提出的規定中,隱含了海外華人皆為大清子民的想法,因此也出現了海外華人的概念。

之後過渡到中華民國、且分裂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而獨立後的印尼為了解決華人問題,要求兩邊前往印尼進行協商,但中華民國並沒有參與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則是與印尼政府簽下協議,讓海外華人自行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或是印尼國籍,在當時沒有做出選擇的人,也就淪為無國籍者。而這群印尼華人也是海外華人中為數最多的一群。目前印尼政府已核發國籍給新一代的印尼華人,但老一輩的華人仍然無法獲得合法身份。

也因為歷史及政治因素,導致無國籍問題更加錯綜複雜,即使聯合國早已把減少無國籍者作為主要工作項目,但東南亞地區卻仍是進度最慢的地方。楊聰榮說,這幾年東南亞國家在面對無國籍問題上開始有積極的解決方式,以汶萊為例,雖然它們採取血緣主義來認定是否具有國籍身份,但去年開始汶萊王室對於持「非馬來裔的永久居民」者也準備開放給予國籍。

不過即使東南亞其他國家以正面態度面對無國籍者,但在台灣,無國籍的泰緬國軍後裔和西藏流亡藏人等,卻仍在苦苦等待一個合法的身份,以及制度性解決身份問題的健全法令。由於泰緬地區的國軍後裔在當地無法取得國籍,加上各自內部政治問題,因此離開泰緬來台就讀的國軍後裔,多半以非法證件入境。為了解決逾期居留但無法離境的泰緬國軍後裔問題,2008年移民署修法,讓1999年至2008年間經教育部或僑委會核准來台就讀的無國籍者可以取得居留。

而流亡藏人部分,許多來台藏人當初因為台灣的蒙藏委員會前往印度和尼泊爾宣傳,告訴藏人來台之後將會給予工作輔導等等優惠,因此吸引許多藏人。結果這些藏人到了之後,台灣政府卻沒有妥善安置與照顧,反而讓他們在台灣缺乏合法身份,也因此才有後續幾次專案處理流亡藏人的修法出現。

另外由於政治問題,台灣政府無法承認西藏為一個「國家」,即使與台灣人結婚,以依親方式來台的藏人,卻也因為只能持有印度政府核發的黃皮書作為證明文件,而黃皮書上頭,國籍部分一片空白,因此被外交部認定無法轉居留,只能每半年離境一次。

泰緬地區華裔難民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劉小華說,這些無國籍者即便在台灣有了小孩,一樣無法讓小孩有個合法的身份,「我曾經認識一對無國籍者夫妻,為了讓自己的小還有合法身份,只得求別人偽裝成孩子的父母,甚至買通助產士偽造出生證明。」劉小華說,只是當這對夫妻終於拿到居留,正在等待身份證時,妻子卻得了腦瘤過世,而當初的孩子卻也無法換回到自己名下,「只能埋怨自己造假造的太逼真。」

根桑輪珠也感嘆,當初他們來到台灣後逾期居留,雖然曾向台灣政府陳情,但卻沒有獲得善意回應,直到2008130多位藏人集體自首,在中正紀念前抗議,終於換到台灣政府以專案處理方式給予當中87人無國籍居留證。「但是居留證只有一個代碼,我們找工作不容易,而且也沒辦法離境,很多人家人在印度或泥泊爾,都無法過去探親。」

不過對於無國籍者的處境,移民事務組居留定居二科科長林振智直言,「我們只是技術官僚,因此只能依法行政,我們無從改變政策。」雖然移民署知道每個人來到台灣的理由錯綜複雜,但是移民署僅能就「進來的方式」去認定。「例如有些人一開始持泰國護照進來,那我們當然把他認定為外國人。就算後來知道是假的,那依法也只能遣送出境。」

林振智表示,「我們當然也可以先設置一個難民營之類的,讓這些人等待合法文件下來,而這中間先給予『旅行文件』讓他們可以出境。但問題是台灣發的旅行文件有幾個國家承認,今天外交部不敢發,為什麼?怕丟臉嘛!」林振智也強調,移民署當然可以讓持有假護照入境的無國籍者就地合法,但這樣的作法對於許多乖乖排隊等待合法身份的無戶籍國民來說,卻不夠公平。

他也感慨,目前政府只能逐次以專案方式處理,但每次專案處理完之後,了避免類似問題在發聲,政府也會緊縮相關政策,減少這些個案再出現的機會。例如之前大赦過泰緬國軍後裔後,台灣對泰緬華校的招生也跟著銳減。「但移民署只是後端處理的單位,政策面沒有改變,我們也只能依法行政。」

而面對無國籍者身上背負的歷史與政治枷鎖,楊聰榮無奈,歷史遺留的問題,並非依法行政就可以解決。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夠基於對於特定地區的理解,因此在法令上給予更寬容的禮遇,對待這些因為歷史問題而被遺留在異地的人,有更多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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