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日前NCC有條件通過旺旺集團旗下旺中寬頻併購有線電視系統台業者中嘉一案。由於學術界擔心併購案一旦完成,媒體巨獸也將產生,嚴重影響閱聽眾權益,因此在審查完成前也不斷進行抗議行動。但併購案有條件通過後,旺旺集團所屬媒體大力質疑反對併購案的學者是否有不當行為,讓許多民眾認為媒體平台已成為大老闆的工具,用來打壓異己聲音。而產製這些新聞內容的記者則是遭到網友批評,認為記者失去專業和尊嚴,只為高層意志效力。第一線新聞工作者承受內外壓力,也凸顯新聞媒體遭到扭曲成為工具後,從業人員勞動尊嚴和勞動權益受到侵害的狀況。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表示,新聞產製的過程中,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往往必須執行上級的指令,而最後出現的稿子卻可能背離他們的原意,加上媒體工作分工越趨細緻,許多新聞工作者只進行一篇稿子中的一部份,最後的產出結果則由編輯台負責彙整,因此記者也無法得知見報時的內容究竟長怎樣,更不用說對於被修改過的稿子提出異議。

「只是記者雖然不知道稿子會被改成怎樣,但新聞上頭卻掛著他們的名字。而民眾無法瞭解新聞產製過程的狀況,所以也總把矛頭對準記者。」管中祥表示,結果第一線的記者常被批評為腦殘,但他們卻也很難在體制內多做什麼,只能承受兩邊壓力。

過去學術界曾經推動「編輯室自主」,由瞭解新聞的人擔任編輯,管中祥指出,現在的狀況多是,瞭解新聞現場的是記者,但後頭產製新聞的卻是不瞭解狀況的其他人,如果讓瞭解新聞的人擔任編輯工作,並拒絕上級干預,新聞的產製結果才能讓人較滿意。不過雖然相關制度已入法,但在執行上卻差強人意。

「另外由於媒體工作者通常都是獨自作業,因此和同業反而比較熟識,與同事可能沒太多交集,因此當遇上這種況狀時,反而難出現『集體對抗主管』的手段。」而單一個人在面對組織時也顯的脆弱,更不用說公開反對組織之後是否會遭到聯合抵制,難以找到其他工作,都是個人必須面對的後果,因此多數人總是選擇默默離開,而非大聲反擊。管中祥感嘆,當台灣在稱頌自己的新聞自由時,「這個自由通常是老闆的自由,而非新聞工作者的自由。」

並非單一媒體才會出現這種令人不愉快的狀況,只是當遇上重大爭議議題時,上級的干預會讓第一線記者陷入更深的兩難,曾經任職於中國時報的資深媒體人黃哲斌則建議,面對兩邊壓力的記者或許可以選擇不斷向主管反映,表達拒絕執行命令或者要求刪改幅度過大的稿子不該掛名等訴求。如果與主管的溝通無效,記者也可以考慮以個人方式對外發聲和澄清,「但這樣做也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勞動權益。」

至於社會沒有足夠的安全往保障這些選擇離開並揭露內部狀況的記者,黃哲斌也感慨,目前除了記協以外,新聞工作者之間並沒有工會組織形成,而其他的「公會」對於爭取新聞自由等權益並沒有太多貢獻,因此只能期待未來出現聯合性的組織,可以提供多元的協助,包括法律諮詢等部分。

「有些人會覺得,記者不應該為五斗米折腰,但並非每個人都有條件可以走得這麼瀟灑。」黃哲斌也自身經驗為例,當初離開前也曾經經過半年的考慮,箇中的痛苦與掙扎更不足為外人道,而每個人面對的狀況也各有所異,因此很難有一個指導原則可以告訴這些面臨兩難的記者該怎麼做。「加上主流媒體的工作場域並非沒有彈性發揮的空間,什麼程度才是離開的底線,還得看個人考量。」

日前曾任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秘書長的曾昭明以「我們這個時代的『平庸之惡』」為文,討論媒體內的新聞工作者在面對上級指示時,為了生計壓力是否就該遵從,而這種執行命令的「平庸之惡」是否也可稱為共犯。黃哲斌也指出,外界應該區分出不同的記者,有些記者對於上級的指令樂於服從,甚至願意在記者會中提出違反新聞專業的問題,這樣的記者當然屬於「平庸之惡」的範疇,而那些下達指令的主管,更是事件中應該被嚴厲譴責的對象,「至於那些試圖反抗但失敗了,而目前還留在媒體工作尚未離開的人,我們並不能一概而論的說他們就屬於『平庸之惡』的一群。」

黃哲斌說,我們不能要求民眾同情那些第一線的記者,但外界應該給予這些人更多支持。管中祥也強調,民眾或許無法瞭解也很難體諒新聞工作者面對內容產製過程受到的壓力,但真正為惡的其實是高層。黃哲斌說,對老闆而言,即使今天不願執行命令的記者全部離職,他一樣可以馬上找人替補,因此將壓力放在記者身上並沒有辦法改變整體生態,但是將矛頭對準高層,給予足夠的壓力時,才有可能減緩高層干預記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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