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旺中集團併購系統業者中嘉引發媒體壟斷爭議,隨後相關報導中更涉及侵害記者新聞自主與專業,引發公民反彈;壹傳媒大量解雇旗下員工高達5百人,涉及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近期發生各種事件都讓媒體工作者憂心,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權益以及專業自主受到侵害情況日趨嚴重,但媒體工作者的保護傘卻相對不足。18日由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媒體改造學社等舉辦的「資本壟斷中的記者集體組織──媒體工會再出發?」座談會,重新思考跨媒體的工會組織如何可能。

18年前宏福集團負責人台北市議員陳政忠入主自立晚報,引發自立晚報工會憂心新聞專業自主將受到侵害,而關心媒體自主的許多新聞從業人員也共同發起「為新聞自主而走大遊行」,前自立工會發言人彭琳淞說,當時提出兩大訴求,一是推動「編輯室公約」維持新聞自主和專業,另一則是要求全面結算自立晚報員工年資並讓員工退休。面對18年後新聞從業人員再上街頭,彭琳淞認為,兩場遊行的相同之處都在於要求新聞專業、新聞自主和新聞自律。

雖然同是新聞從業人員上街的案例,但聯合報資深撰述委員徐國淦認為,現在的新聞從業人員與過往卻不大相同。而這個具體的差異就落在對於新聞工作的「態度」上頭,徐國淦認為,過去的記者將新聞工作視為推動社會改革的一環,但如今年輕一輩的記者卻把新聞工作當成一份職業。

也因為如今的新聞工作者鮮少有集體性的思考,因此加入工會的意願也不高,徐國淦感嘆,這樣的思維讓新聞工作者對於工會存在著疑慮和否定,「但是當每個人都缺乏集體性的思考時,工會的存在將顯的更加艱難。」

而在這樣的現況下,當媒體出現侵害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權以及新聞自主時,個別的工作者不一定會起身捍衛自己的權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陳曉宜舉近期發生的壹傳媒大量解雇勞工為例。她指出目前的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雖然要求大量解雇前60天,雇主需將解雇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及公告揭示,但是這個60天的告知期不過只是要讓雇主和勞工有協商的空間,而當媒體工作者本身並沒有一個工會組織時,團體協商的空間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60天的期限對於員工來說並沒有什麼具體的幫助,而違反規定的壹傳媒頂多只是因為程序違法而遭主管機關開罰。

雖然一口氣裁員近5百人,但是陳曉宜感嘆,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解雇,壹傳媒外部的媒體人顯得比壹傳媒內的員工更焦急,「而內部員工似乎覺得壹傳媒給予比勞基法規定還高的資遣費就足夠了。」

「因為今天壹電視只有轉賣出去,它才有上架的可能,而剩下的員工才能有薪水、有飯吃。」陳曉宜直言,當工作權都可能受到侵害時,所謂的新聞自主又怎麼有辦法被提出來討論,也因為不先保障工作權,新聞自主也沒有討論的空間,因此記協面對壹傳媒的大量解雇,也只能就保障工作權方面進行遊說,「我們只能呼籲黎智英在買賣契約中明訂買家必須維持壹電視的自主權。雖然我們認為記者的價值高於機器,但是在轉賣的過程中,機器的價值卻高於人,被首先保障的永遠是機器而不是人」,

對於記協感嘆在工作權面臨威脅時,新聞專業難以被提出討論,劉昌德卻不悲觀,他認為這次9月1日反對媒體巨獸的遊行中,許多年輕人站出來共同上街,因為媒體專業的底線在這次事件中已經被踩到底線,「這個並非攸關工作權的議題依然引起多數人的共鳴。」他認為,或許工作權與新聞專業能夠被共同談論,將專業當成工作權的一環,侵害新聞專業也等於是侵害工作權,以此作為號召吸引更多新聞從業人員願意加入工會。

不過苦勞網記者孫窮理認為,從他過去在立報抗爭的經驗來看,其實新聞自主的價值僅能停留在少數人腦中,而多數的新聞從業人員關心的仍然是工作權的問題。而這些能夠思考新聞自主價值的人,往往也是有權力放棄和選擇新聞自主與否的人,例如主管階級。他也認為,以這次中時事件為例,用新聞自主的價值去做號召,只是讓那些有自主意識的人以個人的方式去面對,包括離職等,但這樣的處理方式就整體媒體環境並沒有幫助。

孫窮理直言,就像黑心食品工廠的工人沒有辦法反對雇主,雖然從道德上來說他們應該反對老闆生產黑心食品,但是就生存面向來看,第一線工人並沒有辦法在工作權未受到保障的前提下談論更高層次的價值問題。

而當記協開始討論保障工作權,而非像以往那樣以新聞專業價值來號召媒體工作者,象徵了記協在轉型成工會時面對自身任務的反省,孫窮理強調,當工會本身的社會性不足時,並不能透過價值的呼喚讓勞工參與工會,只有實際的工作權有了保障,勞工本身的意識成熟後,才有可能進一步去追求更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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