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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即將被拆除的公寓大廈,8個有著不同背景的住戶,以及離開公寓時漫長的遷移之路。這是今年台北雙年展中當代藝術家陳界仁的新作──幸福大廈,講述的是資本主義底下的一般人,透過影像,陳界仁企圖讓觀看者體會這個「不死不活」的年代,以及失去確定感的「在地流放」之路。

2003年陳界仁發表了以聯福製衣女工為主角的影像創作《加工廠》。1997年聯福製衣惡性關廠,薪資、退休金血本無歸的女工展開一連串的抗議行動。關廠7年後,陳界仁帶著這群女工偷偷溜回當時的工廠,拍攝女工在荒蕪的工廠內工作的模樣,告訴世人「她們還在,事情也不該被遺忘」。

幸福大廈  現代人的「在地流放」

這一次陳界仁則是以各種邊緣的角色,凸顯資本主義底下破碎的關係,透過不同的社會議題,以影像反映出事件主角的精神狀態,並指向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談起創作概念,陳界仁強調,他所關心的女工、失業者、憂鬱症等等角色,其實都是生活在他四周的一般人,就像自己的家人就是女工,因此聯福的事情就像在他身邊上演的問題,「我其實不是什麼左派,而是因為這就是我的世界,所以我自然會去關心,我一直關心的,其實是『人的處境』。」

拍攝聯福女工的狀態時,陳界仁說,他並不想要重複許多報章雜誌都已經講過了的內容,他想做的只是在罷工事件過去7年後,提醒社會「他們還在」。「第一天拍攝,許多年老的女工坐在縫紉機前,針線都穿不過,穿了好久。即使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都訴說了許多故事。」工廠不斷遷移,但工人卻被留下,這是台灣2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故事。

1984年之後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台灣出現許多「新無產階級」,大家既不是真正的無產、卻又不是有錢到可以無憂無慮的狀態,而是普遍的「不死不活」的過著。「過去戒嚴大家對抗威權,以為有了自由民主就什麼都好了,結果現在是被跨國資本壓制、被兩個右派政黨壟斷政治。根本是從一個陷阱跳進另一個。」一般人面對家庭關係的分崩、工作狀態的不穩定、居住權益的侵害,成為一種被「在地流放」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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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作為創作  臨時社群的一種可能

為了凸顯這個狀態下一般人的精神狀態,並反映出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陳界仁在創作前,首先找來許多不同狀態的年輕人,寫下他們各自的故事,並且由一般人來詮釋自己的故事,「因為他們的生命片段,就能投射出許多東西」。而整個拍攝過程也是實踐的一部份,透過一起創作,形成「臨時社群」,「這個創作過程是有趣的,因為它本來是假的,片場也毫無生活感可言,但是透過一起勞動、生活,它就成了真的,成為每個參與者生命經驗中一段真實存在的過程。」

幸福大廈的展覽分成三個部分:家、派遣和遷移。拍攝現場那些被舊報紙塞滿的房間、堆滿行李箱的大廳、堆積如山的廢棄電子用品,也反映了拍攝對象面臨的生活狀態。最後即將被拆除的大廈,被迫遷移的人們將沈重的行李放上推車,漫無目的的離去,消失在大樓林立的都市裡。陳界仁說,藝術形式讓一個事件能夠被放大,撐起矛盾的張力,這些令人不舒服的場景,投射出現時生活的苦悶,「只有當我們去說我們有多苦悶時,才有可能開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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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資本中的積極行動

一直關心社會狀態的陳界仁,看見台灣當代藝術社群近幾年開始關心社會議題,他表示,90年代西方的「政治藝術」相當蓬勃、甚至可以說是主流,而台灣的藝術社群在這部份的覺悟顯的緩慢,但有不少人開始發現藝術創作必須從自己生長的土壤中找到來源,將自己身處的社會作為對話的對象。

而陳界仁也不諱言,在台灣作為一個藝術家,勢必面臨「生活」的壓力,藝術家得透過與政府作或是和資本合作,才能有創作的空間進行自己的反抗事業。「拿反動物資,做進步事業,我們得先承認自己都是『不純之人』,但我們都『不爽』。」陳界仁這樣形容自己。「而我們也無法迴避藝術社群與資本的關係,因此在12月底,幸福大廈的拍攝現場將會舉辦相關座談,討論在這樣的矛盾中我們如何自處。」

「我避免去描繪烏托邦,因為烏托邦並不會明天突然就出現。『資本主義即將滅亡』講了100多年,它卻越來越強大,還以各種面貌出現。」陳界仁說,到達烏托邦之前的過程,才是故事發生的來源,資本主義既然穿透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反抗也就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做起,藉著扭轉已經被挾持的想像,讓社會運動在日常每個角落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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