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2010年底，樂生療養院因為捷運機廠工程導致地層滑移，走山危機浮現。為了讓更多人瞭解這個複雜地質與工程問題，青年樂生聯盟成員之一的黃淥畫下可愛的走山示意圖，簡單明瞭的將複雜脈絡表達清楚。不同於其他衝鋒陷陣的伙伴，黃淥說，站在人群前用麥克風大聲呼喊對她而言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我比較習慣用圖像的方式把事情講清楚。」雖然不是別人眼中的「衝組」，但黃淥卻是這幾年樂生保留運動中不可或缺的穩定力量。

「2008年暑假，我開始進入樂生保留議題，前一年的9月12日，工程預備進入樂生，網路發起守夜活動。那一天正好是我模擬考前一天，在家裡看網路上傳播的畫面，有人用鐵鍊把自己綁起來。」黃淥回憶，那時覺得世界很錯亂，自己在家中準備考試，而公民課本上頭教的台灣是一個民主進步國家，那些欣欣向榮的字眼，和眼前的畫面相互矛盾，「那一天我只看到國家暴力如何加諸在一般人身上。」

一直到2008年結束的升學考試，樂生社區學校正好需要暑假營隊的工作人員，因此黃淥報名擔任工作人員，「那時候的兒童營規劃很簡略，就是擔任老師的人有什麼專長就教什麼，有人念德文系就教德文，我擔任直排輪的小老師，但其實我自己根本不會溜直排輪。」

之後社區學校籌備開學後的課程，一些伙伴問黃淥願不願意留下來，黃淥也就順理成章繼續擔任社區學校工作人員。當時樂生保留的抗爭達到高峰，黃淥認識了台大大學新聞社的朋友，因此也加入大新社的行列。

社區學校的出現是為了讓附近居民更加認識樂生療養院這個地方，「2007年新莊大遊行，當時政府不斷主打有樂生就沒捷運的概念，我們希望透過社區學校把人帶進來，另一方面我們在這個預備被拆除的空間裡煮飯、辦活動，透過這種方式反抗一個空間既有的限制，也讓參與的民眾有機會一起討論議題。」

為了吸引民眾，社區學校也僅收取很少的學費，一學期只要繳300元，不過難免會遇到不認同的民眾，「例如有一個媽媽要把女兒送來，結果爸爸知道以後很生氣，後來因為女兒極力要求，家長才把小孩帶來。」

2008年之後，社區學校開始思考教育與樂生之間的關連，並且有系統的重新設定課程，包括認識樂生空間，由院民幫小朋友介紹已經荒廢的合作社如何使用；或者舉辦「身障體驗」，讓小朋友感覺漢生病友在手腳遭截肢後日常生活面對的不便。

不同於一般學生參與社會議題時可能面臨的家庭壓力，黃淥的父母對於她加入樂生保留運動抱持開放的態度，同時也相當好奇女兒究竟在裡面做什麼。黃淥解釋，小時候她剛出生時，由於胎位不正導致生產過程影響身體狀況、腦內部正常放電，醫生診斷她有癲癇，加上年紀尚小在醫治上比較困難。她的父母知道以後為了讓她有快樂的同年，辭去工作舉家搬離到新店山區、碧潭對面的灣潭，「我小時候還要坐渡船才能到市區。」

後來黃淥的父親自修許多教育書籍，自己教導黃淥，並且開辦假日學校，專門收一些特殊生。黃淥到了上學的年紀時，父母也選擇森林小學系統，讓她在非傳統教育中長大。雖然目前一家人已搬離灣潭，假日學校也已停辦，但父親仍然持續從事教育相關工作。

大學時黃淥選擇人類系，父母也相當支持，「其實我一開始想要念的事社會學，只是當時數學沒考好，加上有人跟我說人類學和社會學差不多，所以就推甄人類系。第二階段考試時要交一本人類學書籍的讀書心得，當時我選了『薩摩亞人的成年』，這位人類學家在描述薩摩亞人的成長經歷與西方人的差異，念了之後覺得相當有趣，因此便一直留在人類系。」

不過目前畢業的黃淥並不打算繼續考研究所，「研究者和運動者畢竟不同，研究者沒有辦法全然的和這些人站在一起。」另一方面黃淥大三時的田野經驗，讓她開始反省研究者的權力問題。

「大三那年我們去南投一個部落，研究返鄉青年開的雜貨店，這些青年都是很早便離開部落工作，但是在平地工作機會變少後，又回到部落生活的人。」黃淥說，自己與同學大約在部落待了20多天，之後的田野報告也頗受老師賞識，但是她卻感到害怕，「因為我們其實在那裡獃的並不久，卻可以這麼輕易的去分析一個地方的狀況，而我們對那裡卻還不夠深入瞭解。」

「我覺得必須對一個地方有感情之後在去書寫，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但是有了感情之後面對自己的研究者將會出現複雜的感受，在書寫時也難免遭遇角色矛盾的痛苦。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些。」現階段，黃淥打算持續關心樂生療養院走山議題，並且為機廠遷址做足功課，繼續迎戰捷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