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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去年底14位電子音樂創作人共同製作了「I Love Nuclear 我愛核子能!?」電音反核專輯。專輯中的「沒有人反核」由電音DJ阿耀創作,他說這首曲子想要提問的是「為什麼反核,當我們沒有認真思考核電背後的政治問題時,就等於沒有『反核』。」而透過戲謔的歌名,創作者想要讓聽眾聽到的,則是它背後的「悲哀」,讓聽眾開始思考這個悲哀。

今年才21歲的阿耀,接觸電子樂已經長達6年。從小學音樂,國二開始聽搖滾和電子樂,「因為喜歡所以開始深入探討,瞭解它們的起源。我發現60年代的嬉皮、或是7080年代的搖滾,都有很強的社會批判,透過音樂來進行抒發。將音樂作為寄託,讓音樂去詮釋自己對政治的想法。 

因為一直接觸次文化,認識了台大「共力社」一些次文化圈的朋友,也因為他們的關係接觸許多社會議題。「不過對於核能議題,則是高一左右,因為接觸到一些核電相關資訊,開始自己查資料,才有更多理解。」阿耀說,許多人認為核能是乾淨能源,但是一談到核廢料卻又無法解決,「當我們無法掌控一個東西時,我們也就不能說自己擁有它,核能即是如此。」既然不能掌握,當然也就不該使用。

不過高二之前,阿耀一直想念的仍然是藝術類的科系,直到他突然覺得自己想要「從政」,才改變志向。「我一直跟我身邊的朋友說『台灣是一個很棒的國家,我們值得更好的願景。但人民要自己爭取,不要等著政府』」。為了能夠從政,阿耀研究了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的教學內容與未來出路,最後選擇社會系。同時阿耀也參與關心社會議題,並且感覺到社會運動出現的困境。

「我感覺社會運動出現了『模組化』的狀況,例如民間團體會使用專業的語言來提出問題,而政府部門則是透過『開會』來回應,結果社會議題最後停留在『公聽會』裡頭解決。」阿耀說,但公聽會實際上根本無法解決發生問題的源頭。結果民間團體的語言與一般民眾難以親近,而社會運動的模式又陷入透過開會來解決問題的輪迴,「社會運動的本質似乎消失了。」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普遍的泛政治冷感,讓民眾對於與民生相關的一切問題都感到冷感,認為那屬於政治的部分,結果與人民有關的任何議題反而被排拒在民眾的生活之外。

阿耀直言,這兩個理由成為他參與這次專輯製作的理由,「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政治議題的批判,或許是目前社會運動模式下的另一個出口。」阿耀解釋,音樂本身並不會被民眾討厭,因此能夠消解掉民眾一遇上社會議題就冷感的狀況;加上這次專輯的文宣以「諷刺」的方式來點出一些問題,也能讓看到的閱聽眾不至於產生排拒。

「不過既然是從文化角度介入,想用音樂讓人開始思考,那音樂本身至少要讓人覺得舒服、願意聽下去。」加上核電議題本身承載的資訊和專業內容已經太多,對一般民眾而言難以吞嚥,因此他使用極簡的音樂元素來製作,「試圖以最純粹的音樂結構來感動人。」

而阿耀在專輯中製作的曲子「沒有人反核」,設定的對象除了一般民眾,更包含「參與反核運動」的人。阿耀表示,許多人參加反核遊行或是站出來反核,但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反核」,「他們或許認為核能不環保、核災很恐怖,但是提到我們『為什麼要發展核電』這個問題時,多數人可能並沒有認真思考。」

當發展核電背後的政治性問題沒有被好好思考時,「反核」並沒有真正在「反核」,反對的只是以個案方式存在於台灣的核能議題。阿耀強調,被侷限在環保等範疇內看待的反核運動是不足夠的。也因為當社會運動身入討論議題背後的政治時,又會遇到「冷感」這項門檻,因此透過音樂或文化來切入,成為另一種可能。

「發行專輯只是第一步,後續應該還會有更多文化介入的行動。並且透過不斷嘗試與修正,找到一個能夠從常民生活中進行改變的缺口。」阿耀說,只是這張專輯仍然碰到另一個問題,台灣民眾對於電子樂的不熟悉影響它所傳達的符號能否被聽見。

阿耀說,電子音樂停留在小眾文化,和台灣流行文化發展的偏斜有關,因此他與朋友也共組了一間公司,希望透過舉辦電子派對來介紹國外的電子音樂,並且在網路上發行雜誌,以每週介紹一位創作人、提供視聽的方式讓更多人瞭解電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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