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難想像,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就像電影場景似的空無一人,街道靜悄悄,只剩下淒涼。」今年六月中,宜蘭縣長林聰賢與縣府官員一同前往日本福島參訪,在被劃為重災區而至今仍禁止民眾回去的浪江町裡,靜似鬼城的社區,時間被凝結在海嘯、核災發生的當下。林聰賢感慨,「什麼重建家園?居民根本無法回來,要怎麼重建!這個地方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呀!」

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政府將電廠二十公里區域劃作「警戒區」,浪江町也在警戒區內。電廠失事後,町民才從媒體與當地官員口中得知消息,倉皇逃往鄰近高地。「這處高地是一座山谷,距離電廠大約三十公里遠。我們的遊覽車到這附近時,車上的人都在睡覺,因為大家覺得,距離這麼遠了,應該很安全才對」,這次與林聰賢隨行參訪福島的宅神朱學恆說道。

「結果當大家都在睡覺時,車上的輻射劑量偵測器卻開始此起彼落的大響。」朱學恆說,車上一行人被警報聲音驚醒,詢問之後才知道當地的輻射劑量相當高,因為輻射的濃度與距離無關,反而與風向、地形有關,這座山谷正好積蓄了許多輻射。

「可是聽著警鈴聲我們什麼也不能作,你也不能下車,因為外面劑量更高,只能等車子駛離。」兩年多後輻射劑量仍然超標的驚人,更難想像核災發生當時,這處多數居民避難的谷地,到底有多少輻射污染。

這些逃離災區的町民,部分四散到全日本各地,另外一些則是住在臨時的避難屋裡,雖然浪江町實際上等同消失,公務體系也成為流亡政府,但町長仍然堅持要為町民追討賠償。

「之前浪江町的町民向東電要求一個月給予三十五萬的生活費,因為現在的十萬塊根本不夠,連剛畢業的年輕人起薪都有二十萬,十萬塊要大家怎麼活」,曾在核災發生後前後前往福島兩次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志工陳炯霖說道。不過町民的要求卻被東電拒絕,東電強調,十萬塊的賠償金是比照機車意外賠償,而核電意外的賠償等級就和這一樣。

現在的浪江町,只有少部分進行除污的工人或是公務人員會進出,街道上偶爾可以看見當初日本政府容許居民暫時回家收拾行李時,居民在路邊臨時搭建,用來弔念過世親人的祭壇。而附近的海域則有海上自衛隊的巡邏船,禁止任何船隻靠近。一到傍晚四點,則會有大型廣播,要求所有人員離開。「簡直就是電影『惡靈古堡』,如果這時候有僵屍衝出來,你都不會意外!」朱學恆回憶。

要進入警戒區前,隨行的宜蘭縣政府官員人心惶惶,也自備了碘片以防萬一,但是警戒區的工作人員卻連防護衣也沒有,只是帶著醫療用口罩。「因為他們沒有穿,所以我們也不能穿,不然顯得很不尊重對方、嫌他們髒似的」,隨行的官員說道。離開後雖然身上檢測的輻射數值並未超標,但是因為心裡還是不安,因此不少人把鞋子、衣物處理掉,不再帶回臺灣。

從浪江町往北走,進入大約有三分一行政區被劃入警戒區的南相馬市,「南相馬的市長櫻井勝延是個很積極的人,努力想要重建地方,路上到處可以看到『復興』之類的布條。」林聰賢說,一行人晚上本來也想說,外出用餐順便刺激當地經濟,但在居酒屋坐了一個晚上,只有他們這桌客人和另一桌而已,景象仍然相當蕭條。

南相馬的收容所裡,大多剩下五十歲以上的老人願意回去重建家園,多數的年輕人已經離開。有些年輕人擔心輻射影響,問市長他們到底可不可以結婚、會不會影響下一代,不過這些問題,市長也答不出來。

「南相馬的市長在核災後成為知名人物,因為當時並非全市都成為管制區,但是外面的人擔心核災,所以不願意運送物資到當地。」林聰賢說,雖然櫻井勝延要求中央協助,但是物資一直沒有送達,最後櫻井勝延自己拍了一段短片放上網路,向外界求援,才終於有人願意運送。

在台灣許多天災或許會讓道路和橋樑損毀,導致某地暫時性的成為孤島,但是外界還是會以空投等方式運送物資,林聰賢說,但是核災之後,不只是讓災區的人受到威脅,外面的人因為害怕不敢前往,反而讓救援等工作受到延誤。福島核災後有一千零五十五人死亡,其中四百一十九人是因為核災而死,朱學恆解釋,「這不是說他們因為輻射污染而死亡,而是核災之後全盤大亂的緊急撤退與救援處理,所導致的死亡人數。致死原因也包括政府了的怠慢。」

災後兩年多,櫻井勝延希望用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園,「他以前是個馬拉松選手,現在他每天跑步上班,想要用自己的活力喚醒大家的希望」,林聰賢說,看著櫻井勝延,感覺他就像唐吉軻德一般挑戰一場打不贏的對決。而其他隨行的宜蘭縣政府官員則擔心,櫻井勝延每天跑步,不知道要暴露在多少輻射底下,對他的身體又會造成多少傷害。

今年五月底,日本政府將原本劃定的二十公里警戒區,改為「返鄉困難區域」、「居住困難區域」和「準備解除疏散指示區」,不過即使換了名稱,這些地方實際上依然是難以進入和居住的高輻射污染區。

「在和前首相菅直人對談時,菅直人說核災一發生,逃命圈範圍從五公里、十公里、十五公里一直擴大,就算是三十公里也遠遠不夠,因為輻射飄散的速度與範圍並非隨距離遞減。」林聰賢說,之後菅直人要求內閣能源部門研議,一旦發生最糟糕的狀況,疏散範圍將要多大,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兩百五十公里,涵蓋大東京地區,「而台灣現在的八公里逃命圈,菅直人說:『根本不夠』。」

只是雖然警戒區鄰近還感受的到核災留下的痕跡,但稍遠一點的地區,卻在日本政府的刻意淡化下,讓一般民眾忘記核災的威脅。「當我從福島縣政府走出來時,就看見一個小女孩從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往鼻子送,嗅一嗅再丟回地上」,陳炯霖說,她的身上沒有任何防護,就連口罩也沒有戴著。日本政府也不斷邀請醫學專家宣導低劑量輻射對人體有益處等言論,因此距離核災較遠的地區,看起來就像恢復了一般日常生活。

「因為我在輻射劑量較高的地區,就會感覺身體不舒服,頭昏、喉嚨灼熱,只要在室外待超過三十分鐘,身體就快要撐不住」,陳炯霖說,但是望著四周照樣通勤往來的人群,自己會開始疑惑一切痛苦的感覺會不會是幻想出來的,「而且當身邊的人都沒有戴上口罩時,你也不敢拿出來,因為那個壓力實在太大!」

核災剛發生後,陳炯霖隨著台灣媒體一同前往當地,在路邊的一處公園隨機採訪路人,當時有灑水車正在沖洗公園的遊樂設施。採訪結束後,接受採訪的媽媽深深的向台灣媒體一鞠躬,「然後她小聲的說了一句『救救我們』。」

兩年多後,當地政府為了展現復興的跡象,聯合東北六個縣市的民俗慶典,舉行「六魂祭」,吸引二十五萬人參加。「那些遺忘核災的景象讓我難忘,政府和人民為了活下去所以一起編織一套謊言。但事實上,空氣中卻然仍充滿的看不見的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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