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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永遠失去了可以堂堂正正看小電影的地方。」

《少女忽必烈》裡,作家陳又津花了一個章節描寫她生長的三重區,其中一個著名地標──「天台廣場」的消散。魔幻的場景裡,諸神在電影螢幕內外遊走,新來的神佔據地盤,「要等到招牌卸下,推土機兵臨城下的時候才知道,命運的陰影早已投下。」

「知道天台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嗎?」

「天空的戲臺。」

這本書是陳又津第一部中長篇小說。描寫一個寫不出畢業論文的研究生,巧遇一個想要拯救世界的少女,然後在以三重區為主題搭建起的奇幻布景裡,穿梭在一個又一個悲傷的冒險故事裡。

二十三歲那年,陳又津決定全力衝刺寫小說,但現實生活比小說情節更曲折。幾年後建商來到她居住的社區談都市更新,「其實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一直有人來談改建。上百坪建地裡全是四層樓公寓,根本是改建的好標的啊!」

那時左鄰右舍都簽了同意書,雖然陳又津的父母並不想都更,但因為其他人都簽了,「我們不想要不合群」,所以也躊躇著是否該跟進。「我還帶著兩張同意書去區公所的法律服務處詢問,問他簽了之後會怎樣。對方跟我說,『就憑這兩張紙能怎樣,買保險都要給你一本書寫滿權利義務了,兩張同意書不會怎樣啦』。」

沒想到,都更還真的是兩張同意書就能定生死。「簽了之後我上網找了很多資料,最後找到機車行老闆、都更受害者聯盟理事長彭龍三,走進他的機車行詢問我家狀況,才知道沒救了。」

談著都更,那是我想訪問她的理由,也是我們共同重疊的經歷。一頭短髮、眼神古靈精怪的陳又津說,她曾經嘗試寫陳情書去監察院遞件,「但光是表格要填什麼內容就把我難倒,上面要我填地籍資料,可誰知道自己家裡有幾坪啊?連要去哪裡查資料都不知道!」她自嘲自己是個讀書人,望著陳情表單卻也無從下筆,填完覺得會陳情的人好厲害!

也因為這段過程太過荒謬,她才發現卡夫卡小說「城堡」裡的地籍測量員是真實存在,而現實裡荒謬的程度肯定更勝故事內容。

都更找上門,讓陳又津驚覺身邊的地景已經逐漸改變,地景消失的速度之快,在被剷平的那瞬間,也從人們的記憶裡連根拔起,搭車過橋,曾經在橋面與堤防間、遊民鋪設的雙人床墊消失了,住家旁的樓房被剷平了。「因為都更,讓我開始研究我生活的區域,然後才發現我家離國立三重高中很近,但它對我一點意義也沒有,因為填志願時我根本不會填!」

小時候住在三重區的陳又津,和許多環繞台北市生活的人一樣,眼睛總是望著台北,讀著靠近台北市國中、考上台北市的高中、大學,生活圈幾乎都在台北市裡頭,反而與自己生長的三重區相當不熟。

我也一樣,是個和自己生長的三重完全不熟的三重人,在台北市念國中、高中、大學和研究所,我的生活在過了橋的那一邊,等到回頭時,才發現自己已經認不得這個地方,只模糊的記得以前好像不是長這樣。

年幼時與母親一起走過的二重疏洪道,彼時一邊是眷村、一邊是菜園,路過草叢還會被野狗追,如今卻築起了提防,變的不一樣了。消失的地景帶著記憶離去,望著一片空地,卻怎麼也想不起原先是什麼佇立在這裡,「所以我要趕快把我的故事寫下來,為未來寫歷史!」

「如果我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作家,那現在,就是我的主題來找我了。」

「很多時,真實的戰爭故事都不可信。如果要信,請保持懷疑。這是可信性的問題。瘋狂的事情往往是真的,正常的反而未必,因為後者都是捏造的──為了取信於你,讓你相信那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瘋狂。」村上春樹鍾愛的作家Tim O’Brien在他的越戰小說《The Things They Carried》裡有著這樣一段文字。

現實生活中遭遇的荒謬,遠比《少女忽必烈》裡的荒誕和奇想更加詭譎,甚至毫無反抗的著力點。作家用筆對抗遺忘,可現實生活的無奈,除了接受別無他法,「我父親是榮民、母親是印尼華僑,這樣一個普通家庭,想要反抗也毫無資本,所以也就認了。但我想我還可以聲援別人,儘量去幫忙。」

之後大約半年時間,陳又津參與了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作,「像之前士林王家去監察院陳情,那天要演行動劇,大家知道我是台大戲劇系的就叫我去演,但我是編導組的啊!表演根本不行!」

沒多久王家接到拆遷公告,那時陳又津正好有份工作,「我想說有很多人在排班守王家,所以我就沒過去。結果王家被拆了,但我隔天只能照常去上班,因為我去現場也做不了什麼。」上班時間陳又津一直瀏覽臉書上的訊息,然後問自己「如果我這時不在場,那我前面那些參與又算什麼?」

不在場的缺憾,像個幽靈一樣不斷回頭追問,是不是那一刻不在,其他就不算?「我的書某種程度是在回應這個問題,不是只有那個可以拍成電影的時刻才是重要時刻,它只是被定義下來的。被拖走的那個晚上,也就只是一個晚上、一場告別式。但任何時刻,都應該是『重要時刻』!」

這些思考凝聚在她的書裡,她說,這本小說企圖對抗的是「分神」。事件發生在日常生活的連續裡,但日常生活卻會為了許多東西「分神」,而「分神」讓人忘記事件正在發生。

因此陳又津用自己生長的三重區為主題,描繪在這個空間底下的生活片段,她讓神魔交錯,讓現實和想像重疊;前一秒主角們還在思考著怎麼拯救雅特蘭提斯的王子,下一秒卻在舉辦世界末日音樂會。

有趣的是這部小說總是不斷的岔題,看似有個主軸要往某個方向發展,突然之間大家就轉向,放棄了原本的軸線,既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就是不斷的岔題又岔題。讓我想起米蘭‧昆德拉曾經提起的一部小說《崔斯川‧山迪》,這是一部怪誕的小說,在不斷的岔題中主角就這麼被遺忘了,但「詩意,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的中斷裡。」

《少女忽必烈》也是,在一幕又一幕的過場中,堆疊出場景和事件的閃逝,快的讓你還來不及哀悼,就已消失。不過那些看似輕盈的歡快底下,卻襯著「人類放任災難不管這種心態實在太奇怪了,災難明明比樂透發生的機率還要高啊」這樣深沈的背景,像個針尖不時刺痛讀者,只為了不讓人分神。

在外頭走了一遭,正當陳又津準備回到學校把研究所學位完成時,卻又碰上了紹興社區的拆遷事件。台大學生為了抗議校方拆遷紹興,在校慶現場舉布條,而校方則是迎來警察與之抗衡。「我當時超傻眼的,因為我在外面世界看著那些紛紛擾擾,現在想說回到相對寧靜的學校,結果學校跟外面根本沒什麼兩樣。真的是主題來找人,不是人找主題啊!」

也因為紹興社區議題,讓陳又津追加了最後一個章節,把當時的校長李嗣涔寫了進去,塑造城一個會使用「超能力」的人,小說主角反諷的說出「人家在研究超能力,我還在這裡想什麼結構跟社會責任,根本跟不上時代」,以荒謬對抗現實。

聽她說起這最後一章,忍不住笑了。記得好久以前看了一部電影,內容是什麼早忘了,只記得其中一個角色是個愛賭博的小說家,有天輸錢被打了一頓,他對著那些揮舞著拳頭的壯漢大喊:「今天你們可以讓我難看,但就只有今天。可我會讓你們在歷史上永遠的光著身子丟臉。」千萬不要輕易得罪拿筆的人呀。

小說落幕,現實的抗爭還在上演,陳又津低頭喃喃地說,小說雖然打著拯救世界的旗號,但根本無法做到,「只是讓世界變的比較可以忍受罷了!」小說裡一切的荒謬,都是為了在現實世界裡做好準備。

那一陣子正是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後沒多久,某一天陳又津坐捷運,遠方人群奔跑尖叫,她也跟著驚恐逃跑,甚至在狂奔中跌倒。「那個亞斯柏格症的數學天才被誤認有攻擊性時,我也在那節列車上,跟著大家一起跑。」事後回想,陳又津才啞然失笑地說,「真是太荒謬了,這不就是我小說的情結嗎?當一切都被書寫過,我已經可以大聲的說:『來吧,我準備好了』」

談起自己是否因為這部小說得救?陳又津說:「我很喜歡村上龍的『69』,裡面有一段話,『唯一的報復方法就是,活得比他們快樂』。」村上龍的小說給了她很多啟發,她發現書寫的過程中自己長出新的人格。「用幽默來面對悲慘,讓悲慘變成可以娛樂別人的東西,當我們嘲笑著說『怎麼可能』時,我的確從那個悲慘中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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