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出動四名專家，十三次的會晤，台南湯姆熊割喉案當事人曾文欽，獲得精神科醫師確認罹患精神障礙。二審法官據此判了無期徒刑，並且要曾文欽在服刑前得先接受五年監護處分，待在醫院治療精神疾病後，再開始服刑。

曾文欽是相對幸運的，因為多數刑事鑑定，可能僅在匆匆一、兩次會談，每次不到兩小時的狀況下，就得對當事人的精神狀態做出結論，因此刑事精神鑑定結果仍存有不少爭議。

即使律師對於鑑定結果有疑慮，提出再次精神鑑定要求，法官也不一定會同意。更不用說就算能夠多次鑑定，要採信哪一次的鑑定結果，也是法官自由心證，因此許多明明罹患精神疾病的犯罪人，仍被當成是一般的犯罪人對待。

但曾文欽遇上了願意耐心面對的法官，給了他完整被評估的機會，並且讓他先接受監護處分，得到相對完善的醫療照顧以控制病情，再入監服刑。

不過曾文欽也是不幸的，因為一個缺乏醫療支持的監所，對精神疾病受刑人而言，也可能是一種折磨，「他可能撐不過二十五年申請假釋，就腐爛在裡頭了。」談起這件案子，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高榮志顯的無奈地說。

不幸的不只曾文欽，許多同樣罹患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在缺乏醫療資源的看守所或監所內，都只能安靜的腐爛。精神疾病犯罪人除了得先拿到精神鑑定這張門票，才有機會進入適合他的審判程序裡頭。若能何其幸運的得到適當的鑑定，並給予適當的量刑，精神疾病犯罪人或許有機會先得到監護處分，在醫療院所中治療精神問題。等到病情獲得一定控制後，再開始服其主刑。但這樣的機率並不高。

即使走過了上述的過程，但開始服主刑的犯罪人，卻又可能一切回到原點。雖然精神疾病犯罪人不一定需和一般犯罪人一樣待再監所服刑，而目前台灣設有三所精神病監，分別是：台北監獄桃園分監、台中監獄精神病療養專區和台灣彰化監獄精神病專區。罹患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可以申請進入精神病監服刑，不過精神病監的篩選門檻極高，讓不少有需要的人被排拒在外頭。

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台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陳惠敏說，以桃園分監為例，要能進去首先得有門診醫生轉介，另外還得沒有其他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這樣的高門檻讓許多罹患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只能前往一般監所服刑。

但一般監所高壓且剝奪自由的環境，往往只會加深精神疾病的程度。曾文欽辯護律師翁國彥說，「像曾文欽在看守所待一個月，因為他怕黑又怕生，所以和室友發生許多衝突。發生衝突後他被關在獨居房，結果狀況更糟。」曾文欽的二審判決主文就提到，他進入看守所後，「出現嚴重幻聽等脫離現實的精神症狀」、「不排除一段時間後，其精神病之嚴重程度會達到精神分裂病（schizophrenic disorder，現已改名思覺失調症）之程度」。

但看守所的人只認定他是個鬧事的傢伙，卻沒有認知到他是因為精神疾病才出現這些狀況。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其他精神疾病受刑人身上，「有些人甚至因為攻擊室友，反而還罪加一等！」翁國彥無奈地說。

一般監所環境幾乎等同看守所，差別只在監所需要服勞役，高榮志說，即使前面監護五年讓他情穩定下來，但從曾文欽在看守所的狀態惡化，幾乎可以推定他到了一般監所，只會加深病情。。「一個沒有醫療支持的無期徒刑，對精神疾病受刑人來說，或許更像是一種凌遲。」

雖然民間團體注意到監所醫療資源的不足，尤其在精神衛生這一塊更是匱乏，但台灣的醫療資源從來沒打算投注在矯正機關上頭。陳惠敏指出，監所內對於精神疾病，幾乎僅開立安眠藥和鎮定劑，根本沒有諮商等治療。「他們要的只是受刑人不要鬧就好！」

加上為了控制受刑人的狀態，藥物劑量只會越開越重，且許多受刑人沒有健保身份，醫生能開的要物品項也有限，因此長期下來對受刑人來說絕非好事。「像我遇過一個案子，當事人入間服刑前狀況已經很糟。他在監所裡會不斷寫信給電視上看到的名人，然後信封裡附上一張郵票，只要對方沒有用這郵票回信給他，他就告對方侵佔。」陳惠敏說，這名受刑人整天都在寫訴狀、上法庭，目前已服刑十年，狀況越來越糟。

醫療資源無法進入監所，受刑人外出看病更是毫無機會。「因為一個受刑人戒護就醫，至少得要有三個人員陪同，在目前監所戒護人力不足的情況下，矯正機關根本不想帶受刑人出去看醫生。」陳惠敏說道。

陳惠敏也感慨，民間團體多年來不斷呼籲，希望能針對長刑期的受刑人做精神鑑定，包括在剛入監與入監後三、五年時各做一次鑑定，評估與追蹤受刑人的精神狀態，不過始終沒有得到政府機關正面回應。結果許多進去前沒問題的人，關久之後開始出現睡眠品質不良的症狀，監所也只會開給他安眠藥，忽略那是精神出現問題的徵兆。

雖然名為「矯正機構」，但對於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刑人來說，監所其實形同死牢，從沒打算讓受刑人獲得重返社會的機會。「因為我們的矯正機構從來不是以『矯正』為主要工作，只是把它當成關垃圾的地方罷了！」高榮志氣憤地說，既然只是關垃圾的地方，國家怎會願意將資源投注其中，被關在裡頭的人又怎麼可能變好？

犯案前，曾文欽已自殺四次未遂。他的精神疾病，或許和許多精神疾病犯罪人一樣，來自不順遂的童年和人生經歷。他生病了需要協助，但這個社會沒能給他一個機會，他們就像在黑暗中摸索著如何尋死來獲得解脫。

對許多因為精神疾病而犯下重大刑案的受刑人來說，或許一輩子都沒有機會真正認識自己、理解自己，僅僅把這些與一般社會格格不入的人關起來，或許只是轉身默視整個社會出了什麼錯。「國家如果真的願意介入，至少應該讓他們獲得完整的治療，讓他們有機會知道自己究竟怎麼了。」陳惠敏說道。但可惜的是，「我們國家傾向直接把人槍斃掉，因為這樣既省錢又省事。」高榮志嘲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