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點,她才正要從辦公室離開,夜深人靜的大樓這時往往只有清潔人員還在上班。或許是沒有料想辦公室裡居然有人正要下班,在走廊上打了照面的瞬間,清潔人員顯的有些訝異。

出版前夕的工作日,下班時間越拉越晚似乎已成常態,從原本的八點延長到十二點,再從十二點拖延到凌晨四點。平均一個月兩本的出書量,在工作人員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編輯只能拚命壓榨自己,來維持出版的水平。

二○○○年之後,出版業吹起的寒風就未曾止息。一九九九年《出版法》廢止,出版刊物不再需要申請登記,只要個人集資五十萬即可申請成立,讓台灣的圖書出版家數從二○○一年的一千兩百四十七家成長到二○一○年的一千七百七十一家。但十年間出版總產值卻下滑了一百五十億。根據統計,圖書出版業者中,資本額五百萬以下者佔了六成多,大部分的業者都以「小而美」的型態經營,但出版業產值衰退,也意味不少資本不夠雄厚出版社撐不下去只能關門走人。

出版產值的下滑背後有著多重原因,但讓不少出版業者感嘆最深的,或許就是閱讀習慣的改變,以及替代性娛樂的多元,讓傳統的紙本閱讀漸漸受到忽略。「畢竟現在網路上面那麼多文章都是免費的,而且也寫的不錯,讀者幹嘛一定要看書。如何把習慣免費的讀者導向願意消費,是現在大家都面臨的關卡。」擔任編輯四年多的吳剛(化名)說道。「我不覺得台灣人閱讀的時間有變少,只是閱讀的內容轉向網路上免費的文章。」圓神出版社董事長簡志忠說道。網路文章的崛起,讓有閱讀與資訊需求的讀者不再依賴傳統出版。「以前通勤時你還可以看到有人在看書,現在都在滑手機了,閱讀習慣改變,當然也轉化了消費模式。」已有二十三年工作編輯經驗的張文(化名)也感慨。

買書的人越來越少,加上部分通路因為經營不善紛紛消失,剩下的三大通路瓜分了大半的市場。市場有限但大家都想分一杯羹,而為了鞏固讀者群,這幾年通路的折扣戰打的刀刀見骨,新書上價就是七九折,各種書展、曬書節還能有更多優惠,最後來個回頭書特賣,折扣甚至五折以下。折扣紛紛出爐,就是希望透過優惠價格讓避免讀者流失。但這樣的作法似乎阻止不了市場崩解,反而讓不少出版業者叫苦連天。

「通路現在都回頭割出版社的肉啊!像之前他們要求折扣讓利,就是增加折扣後折價的部分由出版社共同承擔。而且選在我們的書下個月要在通路上辦書展前來談折扣讓利。書展規劃在人家手上,那你能不同意讓利嗎?」目前擔任編輯的王玥(化名)略顯氣憤得說道。

出版的固定成本,例如:倉儲、印刷、版稅、紙張等大約佔售價的三成五,出版社若是委託經銷商鋪書,那麼交給經銷商的價格大約會落在五折到五五折之間,經銷商將書交給通路的價格則大約在六折到七五折不等。當終端通路辦書展等促銷活動時以定價的七九折出售,又要維持它原本的獲利空間時,就回過頭來再擠壓經銷商與出版社的利潤。

而通路之間為了競爭,也會比較折扣與行銷手法,逼的出版社只能「一視同仁」的給折扣、做行銷宣傳。「像有一次我們覺得某本書在某個通路比較適合推,所以定做特別的書衣要放在他們那邊賣,結果其他通路知道也吵著要。唉,大家都有等於誰都沒有,本來期待做書衣給這個通路,是希望他們能用『這次都靠我們啦』的心情來推書,結果大家都有,他們也就不特別賣力了。」擔任出版社業務的陳永感嘆。

更好笑的是,有一次某通路自己做起折扣書展,沒跟出版社商量,就把書的折扣往下調,出版社向通路反應後,通路卻一口咬定是另外一間通路反彈,才要出版社來反應,不讓他們打折。出版社面對這樣的指責,只能苦笑。

大塊文化創辦人郝明義曾在〈現階段我們需要圖書定價銷售制的理由〉一文,點出書籍折扣戰帶來的苦果。因為台灣出版市場具有「多種少量」特性,而折扣戰讓許多小型通路無法負荷,因此逐漸凋零,多樣的出版品反而失去了適當的銷售舞台。但在「通路為王」的時代,雖然出版業者心有不滿,卻也只能接受通路商的要求,割讓城池以換取書籍順利上架。

旗下已有二十一家出版社的「讀書共和國」社長郭重興看著台灣出版產業走到如今通路「喊水會結凍」的現狀,他認為原因就出在台灣的出版從來就不是一個「產業」,「早期會做出版的都是一些知識分子,因為喜歡書所以投入出版。但這些人並沒有作生意的產業經營概念。」

當大家都維持在小型出版的型態時,難免產生生存的焦慮感。「大家光是忙著活下去都沒時間了,還怎麼去思考支持多元通路?」郭重興說道。而出版產業規模相對小,通路商卻是鋪天蓋地的擴張時,整個產業鏈中的利潤分配,也由通路商說了算。

除了折扣,通路也改變過去與出版社之間的合作模式。「像現在幾個實體通路都改成『銷售結帳制』,就是進來的書,要有賣錢通路才會結帳給供應商。」同樣擔任編輯的張通(化名)解釋,「銷售結帳制」換句話說就是「寄賣」,通路變相有點像「倉儲」,不負擔進書成本,對於銷售成敗也不負擔風險。「過去某個通路曾經因為支持一個書系,所以願意一次進五成印量,幫出版社推書。」這種情況已不再出現。王玥感慨,相較以往,現在通路只想避開風險、擴大獲利,與出版社間的伙伴關係早消失殆盡。

另外為了維持整體利潤,通路只能轉型成為「綜合商場」,並且開始計較「坪效」,「之前我問一個通路為什麼原本賣書的桌子撤走,對方跟我說:『同樣的面積我擺一疊維骨力還比較好賣。』當下我也不知道回什麼了。」擔任出版社業務的陳永無奈表示。

不過曾在各通路間任職的王文秀(化名)解釋,通路本身也面臨困境以及來自出版社的阻力,例如出版社以前未曾嘗試網路販售,因此網路通路一開始與出版社談合作時,大家總是興趣缺缺,反而是等到網路通路做出成績,大家才開始重視。「而且對通路來說,它就是在『做生意』。多年下來出版這塊營收不能成長,但通路的人事成本會增加,它當然得想辦法擴大其他營收。」

「雖然這些通路相對強勢,但是他們在面對新興的小型出版社時,並不會特別大小眼,一律公平對待。」吳剛說,這讓他們在成立之初有了不少露出機會,讓讀者認識。「要將出版市場的問題一概推到通路身上其實並不公平,因為當初要打折扣戰時,出版社也是同意的啊,因為出版社也是曾在這裡嚐到甜頭。」

「我也支持不要打折,但是當打折都不一定有人要買的時候,更何況是不打折?」吳剛說,今年有不少獨立書店開始推行「不打折」運動,但是不論是通路或是出版社心裡對此難免都還有點怕怕的。

好在這幾年獨立書店的營運發展出自身獨特的模式,除了為讀者挑一本好書,更成為社區的一份子,發展出屬於在地的特色。這些特點也吸引了郝明義的注意,去年郝明義走訪了台灣幾家獨立書店,打算瞭解這幾年蓬勃成長的獨立書店真實狀況究竟如何。

「那天我前往新竹的『瓦當人文書屋』。晚上店家準備休息前,匆匆走進一個年輕人,詢問老闆他定的書是否到貨。」郝明義攔下年輕人,問他為什麼選擇獨立書店定書,年輕人不假思索地說了一句:「因為這是獨立書店。」郝明義又追問:「那價格呢?」年輕人只是笑笑,一派輕鬆得說:「只貴一些,沒關係的。」這一段小小的插曲,讓郝明義感到溫暖,感到台灣的出版文化漸漸不同。只是雖然獨立書店興起,帶動一種生活價值的選擇,但回到現實的經營利潤上,折扣戰仍讓小型通路支撐的極為辛苦。

另外有趣的是,大型通路去年也開始減少折扣書的數量,「過去每本新書大概都會打折,但現在打折的量只有以前三分之一,剩下都照原價賣。」陳永笑著說,但這個轉變絕不是因為通路想要和出版社重建夥伴關係,而是因為他們內部估算後發現,雖然減少折扣會流失部分客源,但賺進的毛利還是比全面折扣來得高,因此他們選擇前者。折扣戰讓出版社大失血,為了要讓讀者體認到「原價買書不吃虧」,這幾年新一代的編輯致力在產品內容上做出差異與品質,用內容吸引客群。

不過根據文化部統計,二○一二年的新書出版比例雖有高達近七成是本國創作,三成外文翻譯作品,但暢銷比例上,近七成五卻都以外文創作為主。這樣的數據突顯出一個困境:華文創作在消費市場上顯的相對弱勢,不易在強勢的翻譯文學中環伺下獲得讀者青睞。

外文翻譯作品搶攻暢銷排行榜,大約得從二○○五年說起,「那一年『追風箏的孩子』出版,橫掃了出版市場。外文翻譯書兼具娛樂和知識性,雖然頁數多但是易讀,加上選到的書都是已經在國外市場上廝殺過一輪的,當然有一定水平。」張文說,「追風箏的孩子」的成功帶起外文翻譯書的「暢銷書模式」,自此他們出版社每年大約都推出有一、兩本翻譯小說。

「尤其當初版設利潤降低後,以前一年做一、兩本書可以活下來,現在一個月就得做一、兩本,做書的時間變短,比起編輯選題、找作者這種一磨好幾年的做書方式,找翻譯來翻外文暢銷書顯的容易多了。」張通說道。

另一方面,華文創作在「通俗文學」這一塊長期缺乏經營,也導致市場大餅整塊拱手讓人。「我們的華文創作一直有個問題──作者太少面對讀者,只面向圈內人、文學獎評審和文學營的老師,並且依賴這樣的人際關係出書。結果長期下來只有純文學,通俗文學反而稀少,讀者想要看只能找翻譯書。」經營外文書版權的編輯陳耀昌(化名)解釋。

加上出版景氣不如以往,作者很難光依賴寫作為生,「很多作者只能跑去當編輯,或是找其他工作維生,然後一邊創作,不然單靠一○%版稅根本活不下去。」一本書若訂價二五○元台幣,首刷二千本,才拿到五萬元,而寫一本可能要花上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張通說道。當出版社沒有時間慢慢培養作者,只能大量引進翻譯文學撐起利潤,原本已無法養活作者的出版環境,更是將作者往外推。

三年前某家出版社曾經一次推出六個華文作家,並且協調通路一起宣傳。「那時候出版社覺得,作者本來就是需要培養的,大家只想等暢銷書,很多作家根本還沒寫出暢銷書就餓死路邊了吧!」張文說道。那次的行銷還算成功,六位作家中仍有一、兩位持續寫作,但不能否認的是,如果不是有一定規模的出版社願意做,其他小出版社根本沒有財力撐起行銷宣傳的成本和銷售風險。

除了文學作品,知識類的書籍一樣面臨翻譯書充斥市場,國內著作卻寥寥可數的窘境。一四年適逢三一八反服貿黑箱佔領立院運動,讓各種社科類書籍銷售量開紅盤,但多數的書籍卻還是以翻譯為主。郭重興就感慨,曾和幾位台大老師見面,他們就表明有寫書意願卻從未有編輯找上門,假設讀者如果要了解核四或台灣內閣制,根本很難找到本土的著作在討論這些議題。「當我們本土的出版產業無法提供知識或資訊的養分給讀者,民眾也就無法獲得思考上的方向或指引。」

出版市場愈加艱辛,不少編輯只能選擇爆肝拚命做,希望把值得的東西推到讀者面前,「像我們做的翻譯書,例如『風之影』、『S』,其實都是希望藉著這些題材,讓讀者重新回味紙本書的美好時光。」簡志忠說,「S」這本書配件之多,對編輯來說是一大考驗,但他們沒有擔心賣不賣,只想著一定要做,「結果這本書已賣出八萬多本。我之前遇到李遠哲,他還拉著我追問書裡頭的那些設計到底怎麼弄的。可見只要你用心做,讀者自然會給你回饋。」

只是想要推薦好東西的心情,卻得跟時間賽跑,為出版社的存亡奮鬥,「每次出版就像生完一個孩子那樣,上架後我都會去通路巡一下,幫它把書腰穿好、擺放整齊,希望有個有緣人把它帶回家。可惜我沒有太多時間回憶整個過程,就得趕緊進行下一本書了。」王玥說道。究竟是什麼讓人願意堅持下去?陳耀昌苦笑一下,用一句話總結了每個編輯的心聲:「就是『愛到卡慘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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