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時,立法會旁添美道的群眾開始與警方發生零星衝突,分踞路障兩邊的群眾與警方互相叫罵拉扯,不少人手中的雨傘被警方奪走後扔在一旁。隨後警方拿出胡椒水對準群眾噴灑,引起一陣驚慌,不少人摀著眼睛找水沖洗,也有人不顧一切站在警察面前大聲斥責。

晚上七點,距離立法會稍遠,告士打道靠近演藝學院那一處出現了手持盾牌與長棍的警隊,警隊中舉起橘色的標語,上頭寫著「警告催淚煙」。這不只是一句恐嚇。沒多久煙霧落下,佔中的群眾急著竄逃,想避開那刺鼻嗆人的煙霧。一個個喘著氣,淚眼婆娑的人們鑽進巷道角落,朝臉上猛烈澆上生理食鹽水,企圖沖洗掉催淚彈的餘威。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天,香港警方共施放八十七顆催淚彈驅逐佔中群眾。手持雨傘站在煙霧中的蒙面遊俠,成了去年最讓人難忘的新聞畫面。煙霧瀰漫的那天,徹底讓香港年輕世代一夜長大,看清了統治者的模樣。

同一時間,香港歌手何韻詩也在催淚彈落下時立即在臉書上寫下「香港演藝界各位朋友,你們真的還不願意出來講句話嗎?」、「香港藝人們,求你們站出來為香港發聲!!!!!!!」成為第一個公開聲援佔中的藝人。歷時七十九天的佔中行動何韻詩始終都在,甚至在第七十五天隨著群眾一同被逮捕,帶進警署。

日子過的下 封殺沒在怕

「不會怕嗎?」見到何韻詩前,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畢竟在演藝人員大量依賴中國市場的時代,公開聲援佔中等於是和中國過不去,也等於是自己斷送了廣大的華人市場。這個犧牲和後果可能遠比自己所能想像的大上許多,要如何能夠義無反顧?

原以為何韻詩會大談社會責任等理念,沒想到她的回答出乎意料。「二○一三年我做完舞台劇『賈寶玉』的巡演,那時突然有個想法,想要開始過簡約一點的生活。來省錢吧!」之後上超市買菜,何韻詩開始會看價錢比貨,在台北也儘量坐捷運不搭計程車。就這麼過了一陣,「我突然發現我居然這麼好養!」

簡約生活讓何韻詩發現,原來自己是可以賺一百塊,但只要七十塊就能過好生活的人。既然如此那麼賺一千塊和賺一百塊的差別,不過就是多出來的部分提供更大的安全網,但並非那麼必要。

九月二十六日百人衝進公民廣場,作為對於回歸以後七個年頭,香港和中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面上不斷衝突的猛烈回應。「我真的被他們感動到,過去香港精神總是標榜吃苦耐勞,不是自己的事不要多插手,但這個世代改寫了香港精神。沒有人預期這個世代會有這種變化,但它注定發生。」

看著公民廣場被佔據、佔中運動正式上場,既然自己那時在心態與生活上早已調整好,不需要賺那麼多錢,依舊可以過生活,「相較其他人可能得擔心出來會影響工作,那他們還有家人、員工得照顧,我沒有這些包袱。」因此何韻詩在面對恐遭中國市場封殺,相對處之泰然。

加上工作暫告一段落,「如果這時我還在巡演,我是不可能丟下工作來聲援,畢竟還有許多其他工作伙伴要顧慮。剛剛好在那個時間點上,環境與外在條件都讓我可以多走這一步,所以我就走了。」                                 

沒有出櫃 就沒有聲援佔中

踏出那一步前是否擔心害怕?何韻詩神秘的笑笑,「這聽起來很玄,其實去年我開始學氣功,氣功對我的眼界開闊有很大的幫助。有時我們會怕東怕西,是因為自己的想像侷限住自己,其實拉開一些,就會發現能看見的更多。」練了氣功讓何韻詩開始學會用不同眼界看事物,瞭解到許多擔心受怕,反而都是多餘的。

二○一二年何韻詩參加香港同志大遊行,並在場上公開出櫃,「出櫃前我也一直想東想西很害怕,緊張了好幾天。但真的做了以後,其實也沒必要這麼擔心,也沒怎麼樣。」何韻詩笑著說。

她也坦承,如果沒有「出櫃」,恐怕她也不會參與「佔中」。「因為先有了那次經驗,一步一步的,心臟練的比較大顆了。出櫃後被封殺,大概也知道那個框框在哪兒。」有了這些練習,也就有了面對的能力。

和梅豔芳一樣 成為影響自己的那種人

除了自己心態上已做好準備,影響何韻詩願意投身公共議題的,莫過於她的師傅梅豔芳。二○○三年香港爆發SARS,那一年四月,梅豔芳的摯友張國榮辭世,同年梅豔芳也發現自己罹患子宮頸癌。「對一般人來說,這種時候根本可以不管外邊的事,自己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但她一個禮拜內從低潮爬起,籌辦《199音樂會》為SARS受害者募款,想藉此鼓勵香港人。」同年十二月,梅豔芳就因為子宮頸癌併發症離世。

「以前我總以為她影響我的是對演藝生涯的態度,一直到這幾年我才真正感覺她影響我對事情、面對強權的姿態。我已經分不清楚會站出來,究竟是我原本的個性使然,又或者是從小看著她這樣。」何韻詩說,梅豔芳的身影,讓她努力成為一個和師傅一樣的人,企圖站在過去梅豔芳的位子上,「像她影響我那樣影響別人。」

但果不其然,一公開聲援佔中,何韻詩中國方面的演出也跟著取消。面對隨之而來的封殺,她一派輕鬆得說,現在中國大概是進不去了,澳門恐怕也會有困難。雖然中國的封殺向來都是口耳相傳,卻從沒人見過一份真正的「黑名單」,上頭標註了自己的名,只是這樣的傳言已足夠讓廠商卻步。

不過早在封殺之前,何韻詩已領教過各地的審查制度,「像有一次我去表演,有一首歌叫做『明目張膽』,那單純是首情歌沒有影射什麼,在其他地方也都能表演,偏偏那次就被禁唱。事後主辦單位也沒說清楚為什麼,只說『因為明目張膽太明目張膽』,想想有點搞笑啊。」這樣的經驗讓何韻詩哭笑不得,對於中國奇妙的審查制度也只有無可奈何。

如今短期無法入境中國,何韻詩說:「唯一感到可惜的,是我沒有辦法再直接接觸中國的年輕人了。而在這樣一個封閉和訊息管制嚴重的地方,我只能祈禱他們有足夠的科技技能,翻牆來看看外面的世界。」

佔中烏托邦  尋回港人人性

雖然失去了中國市場,但參與佔中卻讓她獲得更多。「有一天我在佔中現場和一個媽媽聊天,我們走到附近教會的帳棚。旁邊走來一個男生握住我的手,他說他本來不支持同志,但看到我這樣,也開始支持同志運動。」

那天的經驗讓何韻詩感到驚訝,原來當一群人有了一個共同的、更高的信念要追求時,原本的分歧反而一點也不再重要,一個信念維繫住一群人,「佔領區就像一個烏托邦,大家共享、共同生活。過去香港善良的、人性的一面突然回來了。我相信有在佔中現場待過的人,永遠不會忘了這個經驗。」

參與佔中後,何韻詩笑著說自己現在反而身份有點轉換不回來,轉不回藝人的狀態。「以前自己當藝人,大多是用自己的經驗出發,以自己為中心去接觸群眾;現在多了一個公共事務上的身份,想的是自己能推動什麼。以前是被服務的,現在是服務別人的。」

而參與公共事務後建立起的形象與價值,也讓何韻詩戒慎恐懼,時時保持警惕。「因為人們對你的信任不會一直都在,你得要不停的跟著局勢轉化成長,才不會辜負那時他們對你的信任。」

雖然佔中遭到清場,但何韻詩仍舊充滿樂觀,認為一整個世代已被喚醒,如今要做的是得延續這股力量,「參與佔中的人現在心情上還有想多做些什麼的慾望,但少了一個空間像當時佔中那樣,能把能量匯集在一處的地方。如何把分散的能量收攏起來,正是現下最重要的工作。」

談起後佔中時代會有怎樣的行動,是否會加入選戰?何韻詩笑著說自己對於參選並沒有太大的意圖,畢竟就算選上,即使能成為一個焦點,但在裡頭仍舊只有一個人,長遠來看能做的有限。

那麼具體會做些什麼?何韻詩神秘得說:「佔中以後整個世代覺醒了,以前香港人政治議題是不會放上桌談,現在的年輕人會想去碰政治。但我們需要新的政治平台、生態或玩法。」何韻詩說,她希望能有一個平台,在這裡大家發現自己是有能力,而且是有夥伴的、不孤單的,讓這些能量再度聚積在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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