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訪問的那天正是除夕夜，約訪選在林文蔚老婆娘家附近的咖啡店。他拎著一罐啤酒邊走邊喝的，悠悠晃晃的出現。那天晚上吃完年夜飯後，他就得趕著初一回到宜蘭監獄上工，輪值二十四小時候後才能再離開壓迫、沈重的監所，呼吸一口自由。

一九九九年林文蔚考上「監所管理員」，開啟了至今為止十六年的監所生涯，二○一○，沒有學過畫畫的林文蔚開始試著以鋼筆寫生，描繪監獄裡的人生風景。他畫監所超收嚴重問題、畫矯正失靈讓受刑人只能失去尊嚴、畫醫療資源與照護不足，生了病只能一拖再拖，也畫監獄裡偶而出現的人間有情天，撫慰監所裡枯竭的靈魂。

「曾經我也會覺得，重罪就抓去槍斃，剩下就關起來，但後來遇上幾件事，我開始改變心態。」林文蔚說，自己剛入行時，在泰源技能訓練所服務，泰源的舍房每個房間裡有個鐵牌，只要受刑人有事，用力推那鐵牌，鐵牌就會伸到房外露出顏色，加上鐵牌一推「哐」的一聲，也能引起管理人員注意，前往察看。

某天晚上他值勤，那天精神已漸漸萎糜，卻瞧見一處鐵牌慢慢被推出來，林文蔚以為自己作夢看走眼，走到房舍察看，一名受刑人雙手捂著肚子直說疼。「我問他幹嘛不用力推牌子，他說他怕吵醒別人。」

仔細詢問後，林文蔚知道那名受刑人因為腎結石血尿了三天，實在痛的受不了才告知管理人員。「我回報主任，但主任只說了一句『再說吧』就掛上電話。」當天稍晚主任巡房，走到那名病人前，林文蔚又提了一次血尿問題，「結果主任問他：『尿呢？』他說：『沖掉了』，結果主任回他：『那就是沒有嘛』。」

林文蔚在旁聽了傻眼，趕緊幫腔說一個人可以在酷寒冬日汗流浹背，肯定疼的受不了，主任不耐煩得說了一句「好啦！」簽完巡邏表以後才遞給那受刑人一顆「胃藥」。不把受刑人當「人」的對待態度，衝擊了林文蔚。

一牆隔著官與賊，林文蔚開始試著認識他眼前的受刑人，不只把他們當成犯了最需要被監禁隔離的犯人，更把他們當成一個「人」來理解。「現在我已經開始慢慢去思考這個工作本身的社會責任，像是透過我的畫，為大眾做法治教育、推動監所改革。」

「有時我畫他們，他們也知道我在畫他。他讓我畫，久了我們也能聊上幾句。很奇妙，監獄裡是吃人的世界，大家都在偽裝，但他真心要跟你敞開心扉時，那又是掏心掏肺。有等就是改變的這一刻。」林文蔚說著。

十六年的監所人生，讓林文蔚對於獄政改革有相當多的見解。二月十一日高雄大寮監獄挾持人質事件爆發後，林文蔚在臉書上感嘆，監所改革沒有落實，超收問題、第一線工作人員員額不足依舊，那麼一場挾持事件後，辛苦的還是最前線的管理人員。「下一次不知道刀子會戳在誰身上，又會戳在那個部位？」

但這篇文章讓林文蔚立即被長官盯上，隔天上工前的長官訓話，長官當眾嘲諷「有些人唱衰這個職場，但這樣的言論大家要多聽多想」。隊伍解散後同事探頭問林文蔚：「剛剛長官在說你啊？」林文蔚回答：「對呀，那你看完覺得呢？」「真他媽中肯啊！」

監所問題由來已久，根據法務部矯正署統計，去年底為止各矯正機關收容人數為六三四五二人，但矯正機關核定收容人數僅有五四五九三人，換句話說超收人數高達八千多人，超收比例十六．二％。若以銓敘部二○一三年統計，矯正職系公務人員總數五八七二人計算，等於每一個監所管理員要照護十．八一人。但實際上第一線的管理人力僅有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等於是一比三十的管理戒護比例。

「我們上班分日班和夜班。日班就是正常時間上下班，夜班則是連續做二十四小時值班，做一休一、做一休三。」林文蔚說，過去夜班是每月有固定休假天數，所有夜班同事一起喬休假表。「那時要休假很難，但菜鳥壓力又很大，因為每天會輪到不同的勤務點，菜鳥通常又被丟到最麻煩的，例如：新收房、看守所等，所以每天壓力都很大。」林文蔚說自己當初曾經一穿上制服就感覺疲憊，「上班」成了他極大的精神障礙。

「每天打架、自殺的都有。」回憶起曾經遇上的受刑人自殺事件，林文蔚說，那天他在舍房外瞧見受刑人蒙著棉被，一刀一刀割著手腕。他把人叫了出來問問發生什麼事，才知道那天早上受刑人的太太提了離婚，「我問他有沒有小孩，他說有。我叫他不要這樣，要為小孩想想。」之後林文蔚沒把這名割腕的受刑人登記違規，只要他這兩天好好想一下，別再做傻事。

為了讓每個人都能休年休假，只好合併勤區、兼舍房。表面上似乎保障了休息權益，實際上卻導致有限的備勤人力被壓縮到最底線。「像有時候夜班有同事要帶受刑人戒護外醫、有人不舒服，那就等於只剩一個人，本來就兼舍房還要再暫代同事，等於一個人巡四個區、九百個受刑人。」

操勞巡房的日子裡，值班十二小時得要來回走上十幾公里、上下八百級樓梯，簽好巡邏箱再回來。「因為監獄裡不能用跑得，你一跑大家會以為出事了。所以時間不夠只能疾走。」

「長官都會說必須『逐房察看』，看清楚收容人有沒在呼吸，這種說法真是『何不食肉糜』！十五分鐘要巡完一次舍房、簽好四個巡邏表。新收房的大房一間裡頭就可能有十五到十七人，哪裡有時間慢慢看仔細？有時候包在棉被裡割腕你也看不出來！」林文蔚不滿得說。

雖然第一線管理人員只能在過勞之中抓緊時間休息，但上頭的長官卻不乏官僚心態，讓管理人員勞動環境更加惡劣。「像我之前在泰源技能訓練所，那邊二十四小時輪值是沒有椅子可以坐的，因為長官說：『我給你椅子你等下睡著怎麼辦？』，曾經有同事因為靠著牆壁站，被長官記了小過。」

由於政府人力精簡，因此在沒有新建監獄前，矯正署都不會擴增員額。但不斷膨脹的超收人數，卻讓第一線工作人員壓力持續攀升。「監獄是最下游，各行各業出了問題的都會到這兒，但你看我們在監受刑人有六萬多名，日本人口一億，在監服刑人數卻不過八萬。可見我們的刑事政策根本有問題，不管什麼狀況都是往監獄丟！」林文蔚無奈表示。

林文蔚指的刑事政策出錯，就是過去幾年幾次修正的刑事政策與刑法，像是要求無期徒刑需執行超過二十五年財可假釋、數最併罰裁定執行刑期提高至三十年，或是重罪三犯不得假釋、性侵犯犯罪治療無效者不得假釋等，都讓受刑人留在監獄裡的時間愈來愈長。舊的受刑人無法假釋，新的受刑人源源不絕，讓監獄超收不減反增，法定規定受刑人平均○．七坪收容空間，實際上○．四坪都不到。

○．四坪是個不容易想像的數字，但透過林文蔚的素描，每人○．四坪就是一個房間九個人結結實實的塞滿地板，一翻身就難免碰撞到身旁的事有。而空間不足，有些人只能擠在廁所邊。

擁擠環境，再加上通風不足與活動量低，讓受刑人的健康嚴重受影響。「像腸胃型流感曾經大爆發集體感染，皮膚病是家常便飯，最怕肺結核。」林文蔚說，雖然監所每天都統計問需要就診的病人，但並非馬上就能看診，「像是上吐下瀉，可能也得要三天後才能看病。」而曾經幾次腸胃型流感的集體感染，「光在舍房外頭遠遠你就能聞到裡面糞味四溢。」由於舍房內的廁所並沒有獨立隔間，只有一道小矮牆擋著，可以想像同一舍房內的人，如何煎熬的等著排隊上廁所，並忍耐著揮散不去的臭味。

曾經長官想到一個法子，規定只要申請備藥的受刑人，就得限制一段時間不得買煙，「美其名是『為你好』，畢竟都生病了當然少抽煙比較好。但是關在裡面的人就已經沒什麼娛樂，不能抽煙比死還痛苦。結果他們明明生病卻拚命忍耐，忍到真的不行爆發了，發燒燒到三十八度以上被送隔離房。但就算他被隔離，其他人也早已被傳染……。」談起長官面對監所管理的奇妙心態，林文蔚只有苦笑。

除了監所空間不足，加上內部輔導矯正效益不彰，讓許多受刑人出獄後，反而只剩徬徨。「像我們裡面有工場，但工場就是折紙袋之類。你一個人折紙袋折了二十年出去以後可以幹嘛？」林文蔚質疑，當矯正機構沒有準備好「矯正」受刑人，讓他們有回歸社會的能力，結果就是受刑人不斷重複進出監獄，愈關愈大尾。

林文蔚說，自己曾經聽說一個朋友關了二十幾年，進去之前外面公用電話都是投幣式，等他出來公用電話全程了插卡式，他想打電話但不會用，站在電話旁等了許久也沒見半個人來用，因為現在大家都直接用手機了。加上關久了不敢與人互動，因此他也不敢開口發問。

那個人只能一直往前走，口渴了也只能站在自動販賣機前，等著有人買飲料時，讓他一窺如何操作機器。「他等了一個多小時才終於有學生來買飲料，然後他終於能買瓶水解渴。你聽這故事會覺得很可笑，但對很多受刑人來說，放出去就是這麼淒涼。」

監獄剝奪了人的尊嚴，也剝奪了生活的能力，犯罪的問題沒有解決，只是從這一處拋向另一處，等待出事後再回到監獄。

某一天林文蔚遇上一位新收的受刑人，他是當時有名的分屍案主嫌。在禁見房待了多天後，林文蔚終於有機會與該名受刑人聊兩句，那名受刑人談了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只能靠做壞事養活家庭，最後淪落監獄。「我跟他說我很尊敬他，因為他為了活下去做出很多抉擇。雖然這些抉擇與社會運行的律則互相違背，因此他得要付出代價。但是不以是非論斷，僅僅以他這個人，他為了生活而掙扎的行為，很有生命力，因此我尊敬他。」

訪問最後，我問了畫家一個問題，「《刺激一九九五》（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那部片，你最愛那個角色？」「我最愛摩根費里曼（Morgan Freeman）這個角色。一開始他為了能夠假釋，配合著假釋委員的提問，期待能獲得自由。一直到最後，他不想再配合假釋委員，甚至把他們都臭罵一頓。」林文蔚說，自己最愛這一段，因為當一個受刑人準備好以一個人的姿態出現時，他才終於能回歸社會。「但有多少人，都是被這體制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