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違法』,只不過是不在『法律的邏輯』裡,可是他們人生,卻因這個標籤,被釘在某處。但到底是人有問題?還是法有問題?」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主任莊惠玲苦笑著說道。

今年五月,來自印尼的逾期居留移工──蘆洲阿財,因為遇上警察臨檢,發現他逾期居留,讓早已在台二十八年的黑戶(未有有效戶籍登記者)阿財面臨遣返的命運。許多和阿財熟識的鄰里,知道阿財將被遣返,心急的為他求情,希望能讓早已在台灣生根的阿財留下來。

雖然獲得一般民眾聲援而引發關注,但介入協助的莊惠玲子卻不太樂觀,因為即使當初是因雇主扣留護照又跑路,導致阿財只得逾期居留,但在台灣現行的移民法規裡,逾期居留的人,只能遣返出境。

阿財來到台灣的日子,是台灣連《就業服務法》的草案都還沒看著影子的年代,但是從打跨海零工到國家制度引進外籍移工,台灣政府在面對外來的勞動者時,從來都只把他們看成「物」,而沒把他們看成「人」。因為雇主扣留護照導致淪為黑戶的阿財,在國家的眼中不過是「逾期居留」的人,趕出去便罷了,沒有什麼需要的討論的地方。包括移工制度中不合理的「扣留護照」。

為了能讓阿財留在台灣,民間團體開始思考各種途徑,包括透過阿財本身印尼華僑的背景,試圖取得合法居留的可能性。「但是根據《華僑身分證明條例》,阿財的父母得有中華民國護照,阿財才有可能申請台灣的護照。而阿財手上僅有父親來自廣東的戶籍謄本,頂多只能證明他是『華人』。」莊惠玲說道。

可笑的是,「華僑」認定並非一致的標準。早年國民政府來台後,為了吸引華人的支持,廣泛給予海外華人國籍證明,莊惠玲說:「比阿財更早來到台灣友人,當初只拿著廣東同鄉會的證明,就取得國籍。」但二○○二年起,印尼華僑、華裔申請來台居留條件變的嚴格,除非是父母之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才能申請在台居留。

不只是台灣政府對於「華僑」定義隨著時間與需求自由調整,過去因為戰亂而遷移的華人,漂流到不同地區後也面臨不同的待遇。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發言人龔尤倩解釋,菲律賓的華僑與印尼、馬來西亞完全不同,「當時菲律賓也屬於美國在亞洲防堵中國的第一島鍊其中一員,為了維繫海外華人向心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立即給了護照證明他們的華僑身份。」至於馬來西亞或印尼的華人,則在地方政府希望他們迅速歸化的立場上,給予了當地國籍證明。

時代背景造成不同華人的命運,但阿財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明明是「華僑」,卻不被法令認可。「現在我們呼籲留下阿財,結果移民署說要請外交部確認他是否還有印尼國籍,如果沒有印尼國籍,再以『無國籍者』的方式處理。他到底是『華僑』、『華人』、『印尼人』還是『無國籍』都是隨這個政府說的,那個方便就用那個!」

「華僑」認定一途走不通,民間團體只能另闢途徑,思考是否能從「特殊貢獻」來求法律網開一面。蘇迪勒颱風過後,網路上悄悄流傳起一張照片,是阿財道路上協助國軍清理路倒行道樹的畫面,另外「支持蘆洲阿財生根台灣」的粉絲頁,也整理出阿財過去擔任義務救生員、到公園陪老人聊天等故事。

不過莊惠玲也強調,強調阿財的特殊貢獻,只是要說明即便作為黑戶,他並非白吃白用這塊土地的資源,而是和一般人一樣有繳稅、有付出勞力獲取生活所需。同時也希望更多人理解故事背後,國籍制度的荒謬。「一個在這裡生活了二十八年的人,真實生活在這的一個人,卻只因沒有一紙證明,被貼上『違法』的標籤,就得被從生活的環境被連根拔起。」

阿財只是台灣社會裡眾多黑戶的其中一個案例,幸運的在這陣子引起一般民眾的關心與支持。同為黑戶,且在台近十年的復興(化名),則是另一個苦求台灣政府給予合法居留權,卻相對無聲的案例。

在泰北出生的復興,家族當年為了躲避戰亂,從中國移居泰國。原本泰國政府對他們不聞不問,但為了圍剿泰共,轉而要求國民黨遺留在泰北的孤軍協助。「那時每戶人家每五個男生就要有兩個從軍,我兩個哥哥也加入軍隊去打泰共。」

復興說,打贏泰共後,泰國同意給予這群人身份證明,「但他們只通知了幾個將領住的村落,我們這邊沒通知到,沒人知道要去辦身份證。」彼時復興年紀還小,不懂的一紙身份證明有多重要,長大才發現,只有難民證的人,連跨省移動都很困難,還得申請通行許可。他也不知道,缺了那一張身份證,會讓他日後的日子到哪都像坐牢。

長大後的復興離開泰北村落,偷偷溜去外地打黑工。「那時候普吉島的旅遊開始發展,很多台灣人去玩,旅遊業老闆需要會講華語的人。我去那邊打工一個月平均賺一萬元,之前在工地工作,一個月只有兩千。」沒有身份證又跨境打黑工,復興不怕被抓嗎?他笑了笑說:「泰國就是貪污嚴重啊,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那時打黑工的人會按月繳保護費,由老闆代收後交給當地警局,只要在路上被臨檢,一通電話打給老闆,只要老闆證實是有繳保護費的黑工,警察當下就會直接放人。

在普吉島,復興認識了現在的老婆。兩人原本遠距離相戀。兩人規劃結婚後一起到台灣,不過復興沒有泰國身份證,因此無法申請護照。「我們申請身份證,有時他給你、有時他不給你,你也搞不清楚標準是什麼。像我和我弟一起去申請,我弟有拿到我沒有。申請好久,每次申請要蓋五個指紋,我都不知道蓋了幾次。」

「有一次我陪他一起去申請通行證,辦公室外一群人在等待。我們交了申請文件,問他要等多久,承辦人員只說要等一陣。結果一等等了一天一夜。」復興的妻子說,泰國的行政作業就是讓人慢無邊際的等著,坐在辦公室外的急的像熱鍋螞蟻,辦公室內的人卻是氣定神閒。

為了結婚、出境,復興向泰國官員買了別人的身份證辦理結婚,並隨著老婆一同來到台灣。「泰國一定時間會核發一大批身份證,但因為不一定每個當事人都通知的到,沒有人來領的,官員就會自己賣掉。」拿著買來的身份證,復興結了婚、辦了護照、來到台灣。但沒想到泰國官員私售他人身份證的案件爆發,復興手上的那張身份證跟著失效,隨後申請新護照遭退件,接著逾期居留、成為黑戶。

為了得到合法居留,復興夫婦跑遍移民署的服務站,希望找到解決辦法,但承辦人一下要他們走「無戶籍者」的途徑,一下又說他們不符資格,搞的他們團團轉。「之前還有官員跟我說,你們生一個小孩問題就沒問題了啦,只要看起來『其情可憫』就可以解決了。」

今年,復興夫婦生下孩子,但光是為了小孩得出生證明,就折騰了好幾個禮拜。「我老婆還在住院時,他們一下叫我拿照片去辦小孩出生證明,一下又打電話要我去作筆錄(做完筆錄可無需送往收容所),但明明筆錄我早就作了好幾次……。」講到這裡,復興的妻子也忍不住動氣,「我在醫院,只有他能照顧我,結果一下要他去送照片、一下又說要筆錄,是故意在整人嗎?」

為了取得合法身份,復興卻陷入卡夫卡的「城堡」之中,在行政機關裡迷路,永遠被指引到偏離目標的航道。復興說,移民署的服務站搬過三次家,每一處、每一層樓他們都摸透。他們的案子從辦公室的四樓推到一樓、再從一樓推到二樓,各個處室推來推去,「今天想到什麼就要我們補文件……,他們沒有想過,這只是他們手上一個案子,卻是我們的人生。是不是要我們一家三口死在他們面前,他們才要處理?」

孩子出生後,復興一直沒幫孩子取名,因為他還在猶豫,是否要讓孩子從母姓,「我怕他跟我姓,我自己的黑戶身份,會讓孩子遇上麻煩。」僅僅因為缺了一紙身份證明,為人父的喜悅,都在這些磨難中打了折扣。

對一般人而言,黑戶的議題或許離自身相當遙遠,但只要試想出國旅遊遺失護照的那種恐慌感,或許多少能比擬黑戶在沒有身份的狀況下,承受的焦慮與無助。只是遺失護照的焦慮可以立即被解決,但卡在國界之外的黑戶們,卻是經年累月的折磨,抱著格格不入的擔憂,強裝成正常人一般生活下去。

或許談及黑戶,不少人會認定,他們已是「非法」,又有什麼權利要求「合法」。但莊惠玲說:「所謂的『非法』,只是因為他們在現有的途徑中,找不到一條可以『合法』的路,因為我們的制度裡,沒有給他們這條路。」現行制度只給黑戶出境補辦證件,再重新入境這條路,但許多人根本不確定出境後還回不回的來,已在台灣有了家庭的人,怎敢放手一搏。

國家制度下被劃成「違法」或「不正常」的,並非只有黑戶,任何不符遊戲規則的人,都有可能被掃到「不正常」的那一堆,那是國家對於「身份」的控制權。

參與黑戶議題後開始對自身成長背景有所體會的莊惠玲說,自身家庭背景因素讓她一直害怕和別人不一樣,「但在認識黑戶以後,我才知道所謂的『不正常』或『違法』,背後有著社會意義。」

莊惠玲的媽媽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她跟了一個不太長進的男人,當時不少人勸她,生了孩子男生就會負責任了,要她生個孩子試試看。不過因為母親無法懷孕,因此最後選擇領養了莊惠玲。

但領養之後男人的狀態依舊故我,媽失望之餘帶著莊惠玲離開他。「那時因為領養手續還沒辦好,所以我還不是我媽的小孩。但也因為還沒辦好,沒有小孩牽絆了她和那男人,所以她才能毅然決然帶我走。」

離開以後,經過朋友介紹,莊惠玲的媽媽認識現在的丈夫,兩人同居。一家四口,莊惠玲的媽媽、莊惠玲、新的爸爸,以及他上一段婚姻生的女兒。但因為媽媽與上一個男人的婚姻關係並未結束,因此莊惠玲只得由父親領養,而母親欄上沒有媽媽的名字。

小時候為了躲藏身份證上與他人的差異,莊惠玲小心翼翼的保守這個秘密,同學間流行互相邀請到對方家作客,莊惠玲心理雖然也想找朋友到家裡慶生,卻又擔心被發現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像有時學校需要繳身份證影本時,我都超緊張!還好以前功課不錯,老師也就不會來家庭訪問,不然我超怕他們問我家裡的事。」

研究所時,莊惠玲看了顧玉玲寫移工故事的《我們》,裡頭提到,逃跑的移工努力的裝成正常人一樣生活,看到那裡,莊惠玲哭了,「因為我以前也一直裝成正常人,很怕被別人發現我不一樣。」

莊惠玲從黑戶的身上映照到自己的成長經驗,理解國家制度的劃分對人造成的傷害。而長期協助黑戶爭取合法居留權的龔尤倩則是在黑戶身上看見複雜的亞洲戰亂問題。她也感慨,許多來到台灣的華人,身上背負的是近代亞洲戰亂下的遷移歷史。在某個時期,國民政府為了擴大國際支持,廣邀海外華人來到台灣並給予身份;但到了另一階段,國家關上移居的大門,將這些人堵在國界之外。

「前一陣子大家在吵到底該認同日本或台灣,但實際上台灣進入民族國家之列不過是幾十年間的事,而這個過程裡,國家透過制度篩選了『我們』、『他們』,但在這麼複雜的歷史底下,我們可以輕易的論斷誰是哪裡人嗎?」龔尤倩質問。但面對這些有著錯綜背景和原因,最終淪為黑戶的人們,國家卻不願建立一套遊戲規則,讓他們拿到合法身份。

不論是跨域的流動,或是在關係中流動,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移居,但最後卻因為身份問題反被囚禁在另一座牢籠裡。許多人明明已落地生根,但在這塊土地上,少了合法身份,始終只會是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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