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呂苡榕屏東報導】1854年到1862年英國動物地理學者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研究馬來群島上的動物時,注意到似乎有一條神秘的界線,區分了界線兩端的生物相,界線兩端,分別是東洋區和澳大拉西亞區,一線之隔,卻有截然不同的生物相,生物地理學上稱之為「華萊士線」(Wallace’s lin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指出,這條界線被日本學者延伸至蘭嶼和台灣本島中間,但戰後的台灣學者卻發現,其實在台灣本島恆春半島的東部,與蘭嶼有著類似的生物相,而與台灣其他地方反而不那麼相像。這條延伸的華萊士線,正好與恆春半島上的瑯橋、卑南古道重疊。
劉益昌擔心,已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的台26線,一旦開始開發,就會嚴重破壞當地特殊的生態狀況。「雖然技術上的確可以依靠各種工法,降低開發對環境的衝擊。」但劉益昌表示,環評只是最低標準,有些地方,我們應該用更高規格去對待它。
除了生物學上的價值,瑯橋、卑南古道的歷史文化意涵,在環評會議上也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劉益昌指出,瑯橋、卑南古道所聯繫的恆春半島東岸,上頭不同時期的考古遺址,可以追溯至4千年以前,而且這些聚落之間也有高度相似性,可見這條道路,在當時是一條繁榮的交通要道。
恆春半島的八瑤灣附近,因為特殊的海潮,常常發生海難。因此當地靠海居住的原住民族,很早就接觸外國人。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朝政府開始接管原本屬於界外的原住民族,並且循著瑯橋、卑南古道開山撫番。雖然開山撫番,但清朝對於原住民族並沒有進行嚴格的統治,也沒有深入生番部落,因此撫番政策,對外宣示主權的意義重於實質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