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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呂苡榕屏東報導】1854年到1862年英國動物地理學者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研究馬來群島上的動物時,注意到似乎有一條神秘的界線,區分了界線兩端的生物相,界線兩端,分別是東洋區和澳大拉西亞區,一線之隔,卻有截然不同的生物相,生物地理學上稱之為「華萊士線」(Wallace’s lin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指出,這條界線被日本學者延伸至蘭嶼和台灣本島中間,但戰後的台灣學者卻發現,其實在台灣本島恆春半島的東部,與蘭嶼有著類似的生物相,而與台灣其他地方反而不那麼相像。這條延伸的華萊士線,正好與恆春半島上的瑯橋、卑南古道重疊。

劉益昌擔心,已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的台26線,一旦開始開發,就會嚴重破壞當地特殊的生態狀況。「雖然技術上的確可以依靠各種工法,降低開發對環境的衝擊。」但劉益昌表示,環評只是最低標準,有些地方,我們應該用更高規格去對待它。

除了生物學上的價值,瑯橋、卑南古道的歷史文化意涵,在環評會議上也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劉益昌指出,瑯橋、卑南古道所聯繫的恆春半島東岸,上頭不同時期的考古遺址,可以追溯至4千年以前,而且這些聚落之間也有高度相似性,可見這條道路,在當時是一條繁榮的交通要道。

恆春半島的八瑤灣附近,因為特殊的海潮,常常發生海難。因此當地靠海居住的原住民族,很早就接觸外國人。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朝政府開始接管原本屬於界外的原住民族,並且循著瑯橋、卑南古道開山撫番。雖然開山撫番,但清朝對於原住民族並沒有進行嚴格的統治,也沒有深入生番部落,因此撫番政策,對外宣示主權的意義重於實質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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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呂苡榕屏東報導】1887年五月,監督鵝鑾鼻燈塔工程的英國籍技師George Taylor在瑯橋十八番社大頭目潘文杰的陪同護送下,走過瑯橋、卑南古道。彼時威震恆春地區的潘文杰家族早已沒落,客旅往來頻繁的瑯橋、卑南古道也已人煙絕跡,一直到進年來台26線開發,恐怕會破壞這條瑯橋、卑南古道,才讓這條沈睡中的秘徑,重新受到關注。

恆春古名為瑯橋,原本指的是恆春半島西北隅、車城至恆春城一帶,後來清領時期西拉雅族的一支──馬卡道族與漢人逐漸向南開墾,恆春半島全城遂皆稱為瑯橋。

清朝時期以屏東楓港為界,將北邊的排灣族稱為「瑯橋上十八社」;南邊則稱為「瑯橋下十八社」,下十八社的統治階層屬於「斯卡羅族」(Suqaro)。根據東華大學名譽博士楊南郡的研究,2、3百年前,居住在台東知本的卑南族,其中一氏族沿著東南海岸南下到牡丹、滿州和恆春一帶定居,並與當地排灣族通婚。隨著時間流轉而逐漸「排灣化」的卑南族,形成單一的族群,稱為斯卡羅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指出,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本軍隊從屏東後灣登陸,並駐紮現今海洋生物博物館停車場處,一路往石門挺進,攻打當時並不屬於清朝政府管轄的界外排灣族。這場戰役引起國際重視,而清朝政府卻對日本束手無策。

最後在滿州鄉斯卡羅族「豬勝束」社大頭目的弟弟Toketok及其義子Jagarushi Guri Bunkiet的調停下,由清朝賠償相關軍費支出,日本軍隊才撤離南台灣。1875年Jagarushi Guri Bunkiet協助清朝建築恆春,被賜予漢姓「潘」,名「文杰」,也就是後來權傾一時的瑯橋十八番社大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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