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某單位邀請,幫去年台灣南洋姊妹會推出的紀錄片──姐妹賣冬瓜寫一篇稿。

 

後殖民理論學者史畢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99)指出的「如果底層的人能說話,那麼,感謝老天,底層的人就不是底層了!」

也因為底層無法為自己發聲,因此一般人與這些他者之間,必須存在一個轉譯的智者,讓他者能夠在主體前被揭露、展示。

在台灣,許多弱勢族群往往不可見,頂多透過激烈的抗議活動,讓一般人驚覺他們的存在,這些底層弱勢中,包括了一群遠從各地嫁來台灣展開新生活的外籍姊妹。

對外籍姊妹來說,不熟悉的語言和文化,是她們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還必須克服的另一個生活難關,學習如何溝通,才能用精確的字眼,表達自己的感受和訴求,比起習慣華語的台灣人,這些外籍的姊妹們,在抗爭的路上,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大石必須突破。

但看似柔弱的女子們,卻在去年(2010年)推出純手工自製的紀錄片──「姐妹,賣冬瓜」(賣冬瓜,泰文「不要怕」的諧音),記錄他們長達9年來的抗爭影像。不但擺脫了弱勢者得由別人代替發聲的困境,建立自身的主體性,也讓台灣人能夠透過影片,了解外籍姐妹抗爭背後的意涵,以及這群小女子們的堅毅和剛強。

1995年以農業為主的高雄美濃地區,因為國家以農養工政策的影響,導致農業凋敝,美濃青壯人口的外移,使得留鄉者面臨婚配比例的不平衡。當時美濃地區的外籍配偶人數已高達3百多人,在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協助下,彼時仍是博士生的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夏曉鵑在當地創立了第一個外籍配偶識字班,推展關懷外籍配偶生活的工作。這也是台灣南洋姊妹會的前身。

識字班的上課方式不同於一般教室,由台籍志工幫忙教導外籍姐妹們認識中文,但是課堂上並沒有嚴格的老師與學生的界線,每個人都必須參與討論、發表意見,既是給予者,也是接受者。姐妹會執行秘書、同時也是泰國人的邱雅青說,「在識字班裡,由學員共同決定每學期的授課內容,姐妹對甚麼東西有興趣,就可以開課,完全以我們的需求為主。」

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只讓外籍姐妹學會中文,了解台灣的風土民情,更在反覆提問與答辯的過程中,培養姊妹的主體性。

之後夏曉鵑將識字班的經驗延續到永和社大,讓永和社區大學成為第一個成立外籍配偶識字班的社區大學。除了比較軟性的多元文化、親職教育,社大也有法令規章認識、組織工作等比較議題性的課程,透過課程中的討論,慢慢勾勒出一個外籍女子嫁來台灣後,可能面對的問題。

2003年南洋台灣姊妹會成立,許多長期參與識字班課程的資深學員,順勢便加入了姊妹會,一待就是七、八年。

台灣早期對於移民人權並沒有充分的了解,因此2003年移民署的成立以及之後移民法的修訂,都是站在一個監控和管制的立場思考,將這群遠嫁來台的姊妹們,當成跨海撈金的可疑份子。在這樣的前提下,姊妹會開始了修法的長期抗戰,在反覆的記者會、抗議和修法提案過程中,終於爭取到一個稍微可接受的版本。

除了移民法的修訂,各種不公平的法令規章,處處限制了外籍姊妹在台灣擁有同等人權的權力,其中包括外籍配偶財力證明、工作權等規範。這些千奇百怪的法條,讓姊妹會9年之間發動無數次的抗議活動,逐步為台灣人權撐出一個空間。

這些原本不會中文、除了夫家以外很少接觸其他人的姐妹,在學習與爭取權力的過程中,蛻變成為一個握有主導權的主體,能夠用台灣人的語言精確說明法令的荒謬,以及她們處境的窘迫。

2005年由姊妹會製作的「不要叫我外籍新娘」一書出版,當時導演侯孝賢也前往新書發表會,同時提出拍攝姊妹紀錄片的想法。侯孝賢表示,「讓別人知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外界常見姊妹會上街爭取權利,卻不知她們為何而戰,部分的人也會認為,有膽識站出來的姐妹,一定都是受過高等教育,不同於一般外籍配偶,或者可能有台灣人在背後幫忙。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這群平凡一如我們身邊所見的任何人的外籍配偶,如何有勇氣在人生地不熟的他鄉挺身奮戰,姊妹會決定接受侯導的提議,拍攝一部關於自身的紀錄片,讓更多人看見她們。

2008年姊妹會的活力營上,拍攝姊妹抗爭過程的紀錄片想法有了具體雛形,也成為姊妹會的主要工作計畫之一,讓這群平日除了得整理家務、照顧小孩、處理姊妹會庶務的外籍姊妹,身上更多了影像工作者的重擔。

紀錄片耗時兩年,以4位姐妹為主軸,穿插9年來姊妹會抗爭的影像資料,從沒學過訪問及剪接的姐妹們,在第一個被形容為「災難式」的版本出爐後,這群非專業影像工作者才逐步調整訪問的技巧,讓影片「可看」。

除了影像製作,紀錄片的配樂也由姐妹們一手包辦,一群人看著影像思考可以配上怎樣的家鄉歌曲,然後一群人躲在某位成員家中的地下室談談唱唱。彼時仍是夏天,通風不良的地下室沒有電扇,讓人汗流浹背,但每個人大氣都不敢喘一下,深怕破壞收音的效果,又得重來一次。

長達47分鐘的影片,其實只是這群不平凡的平凡女子們人生中的短暫一瞥。過去和未來之間,她們還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仍要努力,還有這樣一個普遍存在著歧視的台灣社會必須面對。未來也不知道還有多少次的抗爭將會上演,但她們仍會手拉著手,高喊「姐妹,賣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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