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千呼萬喚的第二回終於來囉(根本沒有人在期待吧你這傢伙!!而且幹嘛用金魚當開頭啊!!!)
早上十點，我們離開狐狸老闆的旅館。不得不說退房也太早了吧！而且雖然牆上掛著「一泊二食」的牌子，但是根本只有一泊沒有二食啊！拖著行李準備下樓前，看到隔壁房間內部裝潢是個長的像會議室的東西，難道這是特別為「喜歡睡在會議室感覺」的客人準備的房間嗎？

「大家都希望身障者可以過正常日子，但這個正常，包不包括我們的性慾呢？」
去年的同志大遊行上，一個由同志身障者組成的團體──「殘酷兒」，高唱身障者也要爭性權，並著手組織「手天使」，要為身障者提供「手工」性服務。。經過大半年籌備，「手天使」終於正式上路，並舉辦多場座談分享經驗與回饋，試圖讓更多人看見身障者的情慾世界。
初次聽到「身障者性權」，不少人第一個反應就是質疑身障者「有需要性嗎？」「整個社會不認為身障者有性需求，這種忽視和忽略本身就是一種『禁止』，禁止身障者有滿足情慾的可能！」「手天使」的創辦人、同為身障者的Vincent說，從小到大他就發現周遭的人總是忽略身障者也有情慾這件事，像是他自己在求學階段時，每每加入男同學情慾話題的討論，總會感覺身邊同學報以一陣靜默，並撇開頭轉移話題。「後來我才發現，他們認為我不該有情慾。」

「我們沒有颱風假啊，除非是你家附近淹水，才不用上班。但就算是淹水，還得要附證明才行，而且有時主管還會問說：『你家難道淹水淹一天？』。如果是上班必經道路淹水導致無法去工作，主管還會問你幹嘛不早點出門，這樣就不會碰上淹水啦！」在航空公司任職的小佳（化名）無奈說道。
復興航空颱風天發生空難，讓外界質疑天候惡劣，航空公司為何不乾脆取消班機，卻讓機組人員與乘客頂著莫大風險上路？談起這麼議題，航空公司的空服員與機長只能苦笑以對，「因為你取消航班不是只有這一班的問題，現在航空公司幾乎沒有備載的飛機，這一班飛過去等下可能馬上接著要再飛去另一處，只要取消一個班機，就是連鎖反應。」小佳解釋。
只要取消航班，就會牽一髮動全身導致後續班機延誤，影響上千乘客行程，且後續航空公司不但要辦理退票，還得安排轉機、食宿等相關事宜，都是不小的成本支出，「更不用說乘客會在櫃臺發飆生氣、找媒體投訴，而公司又沒人能在現場承擔這些壓力，所以寧願不取消班機，撐在那邊見機行事，只要天氣一好轉就把乘客趕上飛機。」同為空服員的祐璇（化名）也無奈說道。

去年五月底，壹電視確定轉手給年代，當時訪問了壹電視內部的員工，還有工會理事長鄭一平。這篇報導後來沒有出刊，因為那時的社會氣氛已經冷了下來，反而缺乏新聞性，所以稿子也就沒機會露臉。
記得那時有些感慨，在壹電視轉手前一年，反媒體壟斷運動風起雲湧，但卻沒因此讓閱聽大眾開始轉而支持媒體工作者。當然很多人會說記者都腦殘報那什麼爛新聞，為什麼要支持？可是爛新聞和腦殘記者正是這個惡劣的媒體環境惡性循環下的結果，當閱聽大眾怪記者只會餵屎給大家吃的時候，卻忘了支持媒體工作者拒絕挖糞，讓媒體工作者有提供好一點的新聞內容給民眾的機會。
然後我們沒有適時的伸出援手，防止媒體在轉換經營者的過程中降低新聞品質和勞動條件，甚至進一步要求把握著媒體供氣的財團必須擔負起社會責任。我們都袖手旁觀了。那一波轉手讓壹電視走了近四成員工。今年壹電視工會因為勞動條件問題，工會投票通過罷工，並且在記者節當天前往NCC抗議，控訴年代新聞為落實當年併購時提出的六項承諾，其中包括兩家電視台編採自主等。

  
2011年福島核災過後做了一系列訪問台灣參與反核運動的人，比較不一樣的是，當時採訪對象不以環保團體為主，而是找了做核電吉普賽人（核電廠臨時工人）研究的中研院保羅先生、引進日本反核文章的旅日作家劉黎兒，還有當時一直協助綠盟做日文翻譯的陳炯霖等人。那時心裡想，這些人會投入這場運動，應該是有些什麼體悟或經歷吧。
和炯霖約在綠盟的辦公室訪問，談起他怎麼開始參與反核運動，他說2005年綠盟的秘書長崔愫欣前往日本考察，炯霖的哥哥介紹炯霖協助採訪，讓他和環保團體搭上了線，不過一直到07年炯霖陪著愫欣前往祝島，才讓他真的開始投身反核運動。（完整報導可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7898）

鄭捷的案子偵結了。根據司法精神鑑定，經過台大醫院四次會談，加上與十八位證人訪問後，院方表示鄭捷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影響其判斷力，具有受審能力和參與訴訟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也有反社會人格特質、欠缺同理心等特徵。「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影響其判斷力」等於表示他無法因此免罪或減刑，檢查也因此要求法院對鄭捷處以死刑。
從八里謝依涵雙屍命案、嘉義醃頭案到鄭捷的捷運隨機殺人事件，震驚社會的兇殘手段，讓外界難以理解這些犯罪人的動機與精神狀態。而為了給予犯罪人一個公平受審的機會，司法單位必須仰賴精神鑑定做出判斷。但司法精神鑑定目前仍存在些許爭議，受限於時間與資源的精神鑑定，我們是否真能判別一個人到底是「病人」還是「壞人」？
台灣司法精神鑑定的目的不在於理解犯罪人的動機，而是要去判讀犯罪人在行為當下的精神狀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得院區精神科醫師楊添圍解釋，台灣現行制度比較類似日本的簡易鑑定，透過會談、當時筆錄等，讓醫生判定犯罪人是否受到疾病影響，才有了犯罪行為。

 
「但我們永遠失去了可以堂堂正正看小電影的地方。」
《少女忽必烈》裡，作家陳又津花了一個章節描寫她生長的三重區，其中一個著名地標──「天台廣場」的消散。魔幻的場景裡，諸神在電影螢幕內外遊走，新來的神佔據地盤，「要等到招牌卸下，推土機兵臨城下的時候才知道，命運的陰影早已投下。」
「知道天台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嗎？」

第一屆國中會考剛落幕，家長、學生心情卻像洗三溫暖一樣起起落落，一下子搞不清楚該如何填志願、一下子擔心分數差一點，就得與裡想學校失之交臂。潛沈三十年，企圖減輕升學壓力的「十二年國教」甫上路，卻是惹的家長團體頻頻「路過」教育部，要部長蔣偉寧出面負責。
「我家小孩一個是末代基測、一個是這次的會考第一屆，弟弟一直到國二時，『十二年國教』的政策才漸漸明朗，大家也才慢慢清楚遊戲規則。」陳媽媽說，國中會考只有「A、B、C」三個等級，自己的兒子有幾科分數剛好落在A、B之間，她勉勵自己的小孩，努力讓分數擠進A裡，就有機會填到喜歡的學校。

   圖片來源：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我們的勞動身份都是他們說了算，一下子說我們是公務員不適用勞基法，一下又說我們是勞工。其實我們只有一天是公務員，就是五一勞動節那一天，所以我們不能放假！」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總幹事孫藝鳳調侃地說著。
談起去年底至今的收費員抗爭，孫藝鳳嘆口氣無奈地說，由於收費員狀況相當複雜，每次記者會只有短短幾分鐘，根本說不清楚，導致很多民眾覺得收費員只是想要更多錢，實際上收費員被資遣不過領到幾十萬，而遠通協助轉職的工作也充滿狀況，大家只是想要合理待遇，卻爭取得如此辛苦。

  照片來源：鐘聖雄
三月的佔領立院剛落幕，一場包圍中正一分局的行動再度引發社會關注。但與佔領立院不同的是，這場包圍沒有獲得普遍的支持，有人說它讓佔領運動的成果打了折；有人說那只是帶頭的人想紅。那一天站在中正一分局前拿著大聲公說話的洪崇晏被視為首謀，他被網友人肉搜索、接到騷擾電話，網路上成立「反洪崇晏粉絲團」，還有人發起路過他老家的活動，面對這一切，洪崇晏淡淡的笑著說：「大家真是太看得起我了，我沒有能力號召這麼多人出來街頭。」
身高一八八公分的洪崇晏，高中時已經是一八六的巨人，那一年正流行「頭文字D」，其中男主角藤原拓海的愛車叫做「八六」，洪崇晏也被朋友暱稱為「八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