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因為被受訪者放鳥，所以選日不如撞日的跑去看了電影（咦，是否應該鎖主管？），本來想看「解密風暴」但因為時間不搭，最後看了「真相急先鋒」（大家不要打我我自己跑去看了T___T)。

電影內容我就不多說了，有興趣自己去估狗一下，反正就是一部在講新聞團隊揭露某政治事件後卻遭到別家媒體攻擊消息來源有問題最後搞死自己的故事。那是2004年的故事。電影一半時我已經忍不住大哭到旁邊阿北都有點緊張了，但哭的點是一段畫面，在此容我爆一下雷，那段畫面是這則揭露政治人物違法的新聞播出後，導演選用新聞播出畫面，切換穿插觀眾死盯著電視機看的專注神情，背景音以配樂取代，沒有新聞播出的聲音，沒有觀眾的評語，只有畫面，一個一個死盯著電視的臉孔。那是觀眾還相信新聞的年代，是新聞為了揭發真相而搏命的年代，是媒體在為了什麼台挺胸往前衝的年代。一切都始於好奇。

這陣子正好和朋友在討論媒體環境的議題，從我開始當記者的2009年上下開始，媒體環境出現了幾次變動，包括中科三期四期的環評一路到國光石化，以及與土地徵收有關的大埔灣寶等運動，這些議題的發展，剛好和非主流媒體的成長走在同一條軌道上，或許可以說相輔相成吧，這些議題讓非主流媒體在一些社群中受到矚目，加上社群網站的傳播效果，隨著運動的發展，非主流媒體的專注範圍逐漸向外擴散。

「所謂的『違法』，只不過是不在『法律的邏輯』裡，可是他們人生，卻因這個標籤，被釘在某處。但到底是人有問題？還是法有問題？」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主任莊惠玲苦笑著說道。

今年五月，來自印尼的逾期居留移工──蘆洲阿財，因為遇上警察臨檢，發現他逾期居留，讓早已在台二十八年的黑戶（未有有效戶籍登記者）阿財面臨遣返的命運。許多和阿財熟識的鄰里，知道阿財將被遣返，心急的為他求情，希望能讓早已在台灣生根的阿財留下來。

雖然獲得一般民眾聲援而引發關注，但介入協助的莊惠玲子卻不太樂觀，因為即使當初是因雇主扣留護照又跑路，導致阿財只得逾期居留，但在台灣現行的移民法規裡，逾期居留的人，只能遣返出境。

阿財來到台灣的日子，是台灣連《就業服務法》的草案都還沒看著影子的年代，但是從打跨海零工到國家制度引進外籍移工，台灣政府在面對外來的勞動者時，從來都只把他們看成「物」，而沒把他們看成「人」。因為雇主扣留護照導致淪為黑戶的阿財，在國家的眼中不過是「逾期居留」的人，趕出去便罷了，沒有什麼需要的討論的地方。包括移工制度中不合理的「扣留護照」。

為了能讓阿財留在台灣，民間團體開始思考各種途徑，包括透過阿財本身印尼華僑的背景，試圖取得合法居留的可能性。「但是根據《華僑身分證明條例》，阿財的父母得有中華民國護照，阿財才有可能申請台灣的護照。而阿財手上僅有父親來自廣東的戶籍謄本，頂多只能證明他是『華人』。」莊惠玲說道。

宣判那天，ＲＣＡ關懷協會的辯護律師脹紅著臉走出法院，用律師袍抹著臉上的眼淚。ＲＣＡ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荷雲則是顫抖著雙手，捏著寫好的草稿哽咽得說：「我要跟阿窕（黃春窕）說，我們贏了。」

走了十年的訴訟長征，ＲＣＡ關懷協會控告資方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民事官司終於在十七日一審宣判。判決結果法院要求被告──ＲＣＡ（美國無線電公司）與後來併購的法國Technicolor、湯姆笙（thomson）公司因未善盡保護員工責任，必需支付五億六千四百四十五萬賠償金給四四五名原告。

宣判的前一天，第一個站上證人席的前ＲＣＡ員工黃春窕來到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辦公室，問及她怎麼看即將來臨的宣判，罹患鼻咽癌的黃春窕在紙上寫下「癌症末期至今還活著，不知明天是否看到太陽。老天讓我活著就是要把這案子了結。」

一九九八年發現癌症末期至今，黃春窕瘦到只剩三十五公斤，脖子青筋畢露連著重重的腦袋，她說有時感覺脖子都要撐不起來。無法進食的她，只能依靠胃造口將液態食物灌進胃裡頭，「每天光是把食物煮熟打成汁再灌食，就花上好多時間。」她說自己沒有唾液，喉頭裡的痰只能用抽的，否則卡在氣管會死。「換成別人病成這樣，不是躺在床上自怨自艾，就是早就死了，但她真的好勇敢！」劉荷雲看著黃春窕，語氣裡透露著佩服與不捨。

黃春窕每天花許多時間在Line上面，和關心她的人分享近況；也花時間看國際財經節目、買股票，「我今天賺比較少，因為還沒收盤我就急著出門來這裡。」她笑著說道。聽她這麼說，劉荷雲也笑了：「她就是得讓自己這麼忙，才會忘記痛。」

訪問的那天正是除夕夜，約訪選在林文蔚老婆娘家附近的咖啡店。他拎著一罐啤酒邊走邊喝的，悠悠晃晃的出現。那天晚上吃完年夜飯後，他就得趕著初一回到宜蘭監獄上工，輪值二十四小時候後才能再離開壓迫、沈重的監所，呼吸一口自由。

一九九九年林文蔚考上「監所管理員」，開啟了至今為止十六年的監所生涯，二○一○，沒有學過畫畫的林文蔚開始試著以鋼筆寫生，描繪監獄裡的人生風景。他畫監所超收嚴重問題、畫矯正失靈讓受刑人只能失去尊嚴、畫醫療資源與照護不足，生了病只能一拖再拖，也畫監獄裡偶而出現的人間有情天，撫慰監所裡枯竭的靈魂。

「曾經我也會覺得，重罪就抓去槍斃，剩下就關起來，但後來遇上幾件事，我開始改變心態。」林文蔚說，自己剛入行時，在泰源技能訓練所服務，泰源的舍房每個房間裡有個鐵牌，只要受刑人有事，用力推那鐵牌，鐵牌就會伸到房外露出顏色，加上鐵牌一推「哐」的一聲，也能引起管理人員注意，前往察看。

某天晚上他值勤，那天精神已漸漸萎糜，卻瞧見一處鐵牌慢慢被推出來，林文蔚以為自己作夢看走眼，走到房舍察看，一名受刑人雙手捂著肚子直說疼。「我問他幹嘛不用力推牌子，他說他怕吵醒別人。」

仔細詢問後，林文蔚知道那名受刑人因為腎結石血尿了三天，實在痛的受不了才告知管理人員。「我回報主任，但主任只說了一句『再說吧』就掛上電話。」當天稍晚主任巡房，走到那名病人前，林文蔚又提了一次血尿問題，「結果主任問他：『尿呢？』他說：『沖掉了』，結果主任回他：『那就是沒有嘛』。」

下午五時，立法會旁添美道的群眾開始與警方發生零星衝突，分踞路障兩邊的群眾與警方互相叫罵拉扯，不少人手中的雨傘被警方奪走後扔在一旁。隨後警方拿出胡椒水對準群眾噴灑，引起一陣驚慌，不少人摀著眼睛找水沖洗，也有人不顧一切站在警察面前大聲斥責。

晚上七點，距離立法會稍遠，告士打道靠近演藝學院那一處出現了手持盾牌與長棍的警隊，警隊中舉起橘色的標語，上頭寫著「警告催淚煙」。這不只是一句恐嚇。沒多久煙霧落下，佔中的群眾急著竄逃，想避開那刺鼻嗆人的煙霧。一個個喘著氣，淚眼婆娑的人們鑽進巷道角落，朝臉上猛烈澆上生理食鹽水，企圖沖洗掉催淚彈的餘威。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天，香港警方共施放八十七顆催淚彈驅逐佔中群眾。手持雨傘站在煙霧中的蒙面遊俠，成了去年最讓人難忘的新聞畫面。煙霧瀰漫的那天，徹底讓香港年輕世代一夜長大，看清了統治者的模樣。

同一時間，香港歌手何韻詩也在催淚彈落下時立即在臉書上寫下「香港演藝界各位朋友，你們真的還不願意出來講句話嗎？」、「香港藝人們，求你們站出來為香港發聲！！！！！！！」成為第一個公開聲援佔中的藝人。歷時七十九天的佔中行動何韻詩始終都在，甚至在第七十五天隨著群眾一同被逮捕，帶進警署。

日子過的下 封殺沒在怕

  圖片來源：愛琳娜官方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MOVIEIRINA?fref=ts）

去年七月底，高雄發生氣爆事件。凌晨還沒睡看到新聞畫面，一時有點難以相信，還好住在氣爆地點附近的舅舅一家人和外公都沒事。隔了幾天和朋友聊起，許多人覺得驚訝，市區街道裡為什麼會有油氣管線埋在地底，但朋友說，這場氣爆炸開了高雄這幾年小清新的面具，炸出它工業城市的本質，以及這樣的城市發展定位下潛藏的危機。

在書市慘淡之際，出版文化人也在努力思考新的突破，包括對海外拓展市場，尋找圖書新類型以吸引新讀者，而小型獨立書店也想用聯合採購來扭轉目前大通路壟斷的局面。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文化部舉辦的第二屆「出版經濟及版權人才」研習營順利落幕，十二位來自各國的出版人陸續離開台灣。這是文化部第兩年舉辦研習營，邀請國外出版人來台交流，這幾年文化部開始關注國際版權交易，將原本的人文及出版司司長周蓓姬轉調文化交流司，接掌國際交流事務，這一人事異動似乎也透露不少端倪。

「畢竟部長本身就是一個作家，她提及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要出日文版時，日本出版社的編輯如何和她討論與校訂，整個專業的過程讓她感覺這才是有深度的編輯，台灣也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現任人文及出版司司長的王淑芳說道，因此今年文化部推出「編輯力出版補助」，並且舉辦「出版經濟及版權人才」研習營，希望協助台灣出版人將華文創作推向國際。

在台灣的出版市場上，雖然有高達三成的出版品是外文翻譯書，但華文創作卻鮮少輸出到國外。前幾年作家吳明益的小說《複眼人》成功成為台灣第一個由英美主流出版社──藍燈書屋集團買下版權的華文小說，讓外界看見國外市場，或許也是華文出版應該攻城掠地之處。

吳明益的小說能成功推向國際，背後的推手是光磊國際版權經紀公司的負責人譚光磊。早在文化部之前，譚光磊已在國際版權經紀領域打滾五年。由於台灣並沒有成熟的經紀人制度，因此他多年下來走的辛苦。

凌晨四點，她才正要從辦公室離開，夜深人靜的大樓這時往往只有清潔人員還在上班。或許是沒有料想辦公室裡居然有人正要下班，在走廊上打了照面的瞬間，清潔人員顯的有些訝異。

出版前夕的工作日，下班時間越拉越晚似乎已成常態，從原本的八點延長到十二點，再從十二點拖延到凌晨四點。平均一個月兩本的出書量，在工作人員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編輯只能拚命壓榨自己，來維持出版的水平。

二○○○年之後，出版業吹起的寒風就未曾止息。一九九九年《出版法》廢止，出版刊物不再需要申請登記，只要個人集資五十萬即可申請成立，讓台灣的圖書出版家數從二○○一年的一千兩百四十七家成長到二○一○年的一千七百七十一家。但十年間出版總產值卻下滑了一百五十億。根據統計，圖書出版業者中，資本額五百萬以下者佔了六成多，大部分的業者都以「小而美」的型態經營，但出版業產值衰退，也意味不少資本不夠雄厚出版社撐不下去只能關門走人。

出版產值的下滑背後有著多重原因，但讓不少出版業者感嘆最深的，或許就是閱讀習慣的改變，以及替代性娛樂的多元，讓傳統的紙本閱讀漸漸受到忽略。「畢竟現在網路上面那麼多文章都是免費的，而且也寫的不錯，讀者幹嘛一定要看書。如何把習慣免費的讀者導向願意消費，是現在大家都面臨的關卡。」擔任編輯四年多的吳剛（化名）說道。「我不覺得台灣人閱讀的時間有變少，只是閱讀的內容轉向網路上免費的文章。」圓神出版社董事長簡志忠說道。網路文章的崛起，讓有閱讀與資訊需求的讀者不再依賴傳統出版。「以前通勤時你還可以看到有人在看書，現在都在滑手機了，閱讀習慣改變，當然也轉化了消費模式。」已有二十三年工作編輯經驗的張文（化名）也感慨。

買書的人越來越少，加上部分通路因為經營不善紛紛消失，剩下的三大通路瓜分了大半的市場。市場有限但大家都想分一杯羹，而為了鞏固讀者群，這幾年通路的折扣戰打的刀刀見骨，新書上價就是七九折，各種書展、曬書節還能有更多優惠，最後來個回頭書特賣，折扣甚至五折以下。折扣紛紛出爐，就是希望透過優惠價格讓避免讀者流失。但這樣的作法似乎阻止不了市場崩解，反而讓不少出版業者叫苦連天。

初見沈默（筆名），光頭上戴著一頂暗色的紳士帽，身旁伴著一頭波浪捲髮的女友。乍看之下很難相信他是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作家，總覺得寫武俠的人，應該更清風道骨些。談了兩句，才發現他真是遺世而獨立的作者，為了書寫而書寫。出版市場不景氣，讓作者無法依賴稿費過生活，潛心創作，但為了書寫，沈默選擇成為「賞金獵人」，投遍大小文學獎，只為拿到獎金維持生活、維持創作。

那天是沈默難得在午後走出家門的日子，因為他的女友北上探望他，他才願意離開寫作的規律生活，走到人生鼎沸的商場。若是平常，沈默總是早上起床持續寫作三個小時，中午吃完午餐休息過後，再接續著寫三個小時，晚上則是休息、閱讀、看電影來吸收靈感。「持續寫作，是為了能一直寫作」，他說。

出道多年，沈默從台灣通俗文學的全盛時期，走到武俠小說乏人問津。「大二、大三那年出道，那時一本武俠小說可以賣到五千、八千本，現在連『金庸』都不太賣了，台灣以寫武俠為志業的人，剩不到五個……。」

市場如此慘澹，沈默說，在娛樂替代性如此高的時代，讀者不需要去翻一本武俠小說，看電視、看電影或者打電動，都能有武俠的體驗，何苦還要花時間看完一本書。讀者群的消失，讓出版端想方設法迎合讀者胃口，「現在（通俗文學）的出版是『垃圾出版』，隨手可拋的，只要受歡迎就好。但這種站在一個『服務業』的態度去娛樂大眾，和『寫小說』的本質並不相同！」

而武俠小說究竟有多難賣？沈默說，以他個人為例，每次出書都是和出版社簽約預付一千或兩千本的版稅。若以一○％版稅、每本小說單價三百元計算，每次簽約大概會有三萬或六萬元的版稅。根據合約出版設每半年需要向作者報告銷售狀況，但只要銷售沒超過預付額，就不會報告，「我簽約到現在，出版社從沒跟我報告過。我想我每一本小說大概就賣個幾百本吧。」武俠難賣，讓出版社壓根不想碰，遇上新書也會和作者商量，是否用這幾年較為受歡迎的「奇幻」來包裝，看看能否多賣幾本。

下班時間的南京東路上車水馬龍，年關逼近讓街道上陸續出現不少過節氣氛。那天鄰近復興北路的華航分公司外頭，擠滿了近千名帶著口罩、手捧油飯、炒米粉的勞工，望著前方舞台等待「尾牙」活動開場。

「尾牙」現場沒有明星助陣，也沒有百萬抽獎，只有提神飲料、酸痛貼布，還有一張一張抗議「紅眼班機」的貼紙，提供給疲累不堪的員工取用。舉辦這場「尾牙『憐荒』餐會」的，正是這半年來不斷抗議華航人力不足、影響飛安的華航工會三分會。

勞動條件差 工會尾牙「憐荒」抗議

去年九月以空服員為主的三分會便曾前往桃園市政府前抗議，控訴華航人力吃緊卻大開凌晨起飛的「紅眼班機」，導致空服員不但無法完整休息，且班表凌亂作息也跟著紊亂不堪。一名空服員透露，「因為人力不足，長程飛洛杉磯的班機，空服員只能在當地休息二十四小時就得飛回來，相較之下其他航空公司的空服員則能休息四十八小時。」至於短程飛航更辛苦，早上午點飛到下午五點，回家休息到晚上十二點之後馬上又有新的班。「我們每個月只休七天，新進人員更慘，只有六天！」

雖然早已被勞工局開罰多次，但華航仍舊不願改善人力缺乏等問題。「我們已經勞動檢查好幾次，華航每次都是同樣因工時、排班和休假問題開罰。依照《勞基法》，每次開罰金額是一直累加，開罰七次以後罰金起跳都是三十萬以上。」桃園市勞工局勞資關係科表示，華航因為早已超過七次，累積罰金逼近六百萬。無奈的是《勞基法》的罰則無法再進一步懲罰雇主要求限期改善，「我們不樂見資方寧願罰錢也不改善，但是能做的只有這樣……。」

一早睜開眼，劉樸（化名）想起昨天夜裡緊急處置的病人，不知道他們是否還好好活著。

雖然已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但劉樸還得繼續接著一整天的工作。而這也是全台大約四千名住院醫生的生活形態。一早七點開始巡房，一直到中午抓緊時間吃飯休息，下午新的住院病人進來，住院醫生得瞭解病人病史、住院原因，並給予適當藥物和治療。若是值班的日子，下午工作結束後，緊接就是夜間值班，一路持續到隔天早上七點，再繼續接著一整天的工作。

三天輪一次值班，讓他大約每隔一天就得連續工作三十小時。值班時，病人的處理都完成後，大約還能有三、四個小時的睡眠時間，每次一走進休息室，劉樸就疲累到立即睡下，一直到隔天早上七點才睜開眼。「我也曾經有值班一整晚沒睡，隔天早上巡房巡到一半睡著的經驗。」

但劉樸的狀況已是相對較好，「像我們人力比較充足，三天輪一次班，一次兩個病房，所以晚上大概一個人顧一百床。但有些人手不足的醫院，一個月至少要輪十次班、一次兩百床。」劉樸說道。

每次值班得照顧一百床病人，加上新的病人陸續進來，醫生光是緊急處置都沒時間，「像你這邊有個病人說他肚子痛，另一邊可能有病人是血壓開始降，緊接著是有人開始喘不過氣。這時候你根本沒時間去釐清肚子痛到底是因為脹氣還是腸子破裂，只能先針對症狀處理。」劉樸說，這種手忙腳亂的情況，導致醫療品質低落，有些病人反而因此更嚴重或者死亡。

「他看起來人好好的，但大小便會失禁，做過的事也馬上忘記，剛剛才吃過飯，等下又會嚷說要吃飯了。兒子也不認得，還會問『這誰家小孩？』，兒子開始懂事後也會問我：『為什麼爸爸不記得我？』」

二○○九年四月，擔任奇美醫院住院醫生四年、三十五歲的醫生蔡伯羌在前往開刀房的長廊上突然昏倒，被送進加護病房急救。急救後雖然平安甦醒。但蔡伯羌卻失去了短期記憶，也無法繼續擔任醫師工作，之後由勞保局認定為職災。

經過五年多的訴訟，一月八日二審宣判，確認醫院過失責任並判賠七百八十萬元，成為台灣第一起醫生過勞要求救濟勝訴的案例。

「剛出事時我到醫院看他，他整個人已經黑掉了，醫生跟我說得裝葉克膜。」結婚才三年多，卻突然遭逢巨變，蔡太太說：「那時候我只敢在他病床旁邊偷偷哭。我如果崩潰，我媽怎麼辦、他同事怎麼辦？那時他們哭的好傷心，所以我不能在他們面前哭。」

經過搶救後，蔡伯羌終於恢復意識，但除了醫院、同事外，妻子、小孩等家人一概不認得，診斷後確認為「急性心肌梗塞合併心律不整缺氧性腦病變」，從此蔡伯羌失去短期記憶，每天起床，就得重新學習認識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