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本來我們怕死,現在已經不怕死了!」文林苑都市更新案拒遷戶王家成員王瑞霙23日在「2012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研討會」上悲憤的說著。

文林苑強拆即將經過半年,王家問題不但未獲得解決,甚至現場如戰場,聲援者與建商聘僱的工人衝突不斷,但因公權力退位,將都市更新議題侷限為「私權糾紛」,因此所有紛爭只能透過個人訴訟達到解決。訴訟案不斷,讓王家聲援者目前累積按量高達27件,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研究員陳虹穎直言,「我自己的妹妹就是律師,她表示律師公會就為了都市更新議題專門開班授課,因為他們認為都更訴訟將是未來10年內按量最多的地方。」

都市更新原本應該提供民眾更好的生活環境,但如今卻從「居住政策」轉變為「經濟政策」,陳虹穎直言,整個都更已經成為政府回應GDP焦慮的手段。「根據統計,美國GDP成長中營建業便佔了8.4%,而日本與韓國中營建業也都各佔GDP中的6.4%。在香港則有7%的比例。但相較之下台灣營建業在GDP 中的表現僅僅只有2.7%。」

由於台灣的營建業上、下游創造的GDP成長相較他國來的疲弱,也讓政府開始思考如何讓營建業成為產業的火車頭,創造更多的經濟成長。「在都市更新中打算創造7兆2千6百多億的產值,這些產值都得依靠土地價值的在生產得來。」

只是都市更新牽涉面向廣泛,陳虹穎表示,由於每塊土地上各有不同的狀況,包括可能產權共同持有、可能是國有地,加上面積大小各部相同,上頭的所有權人也都會依著自身利益去考量,因此每個案子也都會遇上許多問題,例如黑道介入等違法狀況讓都更案紛爭不斷。

雖然許多案子都已確定有黑道介入,像是正義國宅殺人案或是古亭市場的黑道伸手都市更新利益等,但是因為這些狀況無法回頭去舉證都市更新審議過程中有問題,因此即使黑影幢幢,都市更新案件照樣往前走。

面對都市更新的抗爭,許多人認為這不過是私權糾紛,而且這樣的運動等於是「鞏固私有財產制」,但陳虹穎直言,表面上看起來都市更新是一種「以物易物」,所有權人拿現有的產權進行交換更新後的產權,但王家這個案例凸顯的是,即使是一個有所有權的、外界看來不算弱勢的地主,都可以在整個程序中無法說不。除了像王家這樣相對有談判能力的地主在都更過程中只能被迫參與,許多更沒有談判能力的地主僅能被迫接受小小的補償,離開自己的居所。

「以三重區的都更案為例,因為土地屬於共同持有,因此僅有1、2樓的住戶可以拿到少少的補償,3樓以上的住戶則一毛也沒有。」陳虹穎表示,古亭市場都更案中,部分地主商家更是只能領到一坪15萬的補償金,因此所謂『合理補償』之類的說法,實際上根本是強迫接受。但是這種隱而不顯的壓迫,讓「地主」的形象扁平成單一的形象,外界則多以為這些拒遷戶只是「價錢談不攏」罷了。民間團體對於都市更新制度的反彈,質疑的正是以公共利益之名強迫他人參與,並且導致公共空間私有華的一個粗暴過程。

也因為受到私權爭議的想法限制,讓原本應該將「公共利益」作為主軸的都市更新,現在卻被限縮在個案討論上頭,僅剩下拒遷戶與實施者之間,整體居住環境改善、市民對都市空間想像等議題無法被討論,對於「公共性」的討論也相對消失。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丘延亮痛批,台灣社會對於「公共」的概念仍然薄弱,因此會把「多數」當成「公共」,他強調,所謂的「公共」應該是不特定的個人都能得利,而不是僅讓利益停留在少數特定人身上,「都市更新就是應該讓『市民』這樣一個抽象的形象都可以從中獲利。」如今都市更新卻是以「公共」之名放任資本插手,僅僅只是讓特定少數獲得利益。

目前王家現場猶如戰場,王瑞霙強調,因為公權力退位,而警方只會要求衝突雙方互相提告,因此王家聲援者只能用盡方法阻止工人施工,包括肉身擋怪手,「過去我不敢坐在怪手前,現在我已經被逼的非坐不可。」王瑞霙感慨,王家捍衛的是一個價值,一個說不的能力,但長期的抗爭卻讓每個人承受極大精神壓力。

雖然王家已經遭到拆除,但是因為王家爭議引發各種效應,許多爭議中的都更案也因此換到市政府承諾2年不拆的緩衝期,陳虹穎直言,這是這個案子中正向的結果。而王瑞霙也強調,「雖然我不知道我們這個案件最後會怎麼收場,但這個過程中我遇見許多朋友,對我來說這就是最珍貴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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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孤獨的喧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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