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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記者 鐘聖雄

0 0八年的某一天,還在念博士班的蔡培慧收到一封信,標題寫著「農村出代誌」。那是來自作家吳音寧的呼籲,信裡寫的是針對農委會《農村再生條例》的憂心。這封信經過轉寄後送到蔡培慧手中,因緣際會成為近年農民運動的出發點,也促使了「台灣農村陣線」的成立。

「那時我正好完成博士論文,不過因為還有一些細節要修改後才會畢業,所以時間上正好有個空檔,就把相關法條翻出來看看。」當時還在台大農業推廣系念博班的蔡培慧,看完法條後寫下「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解讀行政院版《農村再生條例》」一文,條列道出政院版條文背後的問題,同時吹響了民間反對《農村再生條例》的號角。


蔡培慧笑著說,原本以為反對《農村再生條例》的運動大概幾個月就會結束,民間想要阻擋法案通過似乎機會渺茫,沒想到在更多學者、農村工作者加入後,不但催生了民間版的法案內容,甚至巡迴各地舉辦十七場說明會,擴大地方對於法案的認識。之後學者、農村工作者也率隊拜會當時的農委會主委陳武雄,表達對於法案的意見。

隨著投入反對《農村再生條例》的人數愈來愈多,「那時我們要發個公開信,因為連署名單太長,一個一個打上名字很麻煩,所以就想說不然取個團體名稱代表好了。一開始吳音寧取了個名字,經過幾次修改最後才確定叫做『台灣農村陣線』」,蔡培慧說道。

雖然《農村再生條例》最後仍然三讀過關,但在民間極力要求下,最受爭議的章節順利遭到刪除。不過即使修法上獲得勝利,執行上卻不如預期,蔡培慧感慨,這次修法內容雖然有七分,但執行面卻只做到三分,「水保局在執行時仍然沒有針對青年回農和產銷推廣著力,結果錢全都花在景觀設計還有逼農民上課上頭。」

修法一事告一段落,但農陣卻開啟了新的任務,「農陣的出發點一直都是關注農村的生產與生活面,在我們舉辦說明會時,逐漸發現『土地徵收』的議題,已是農村存續最大的壓力來源。」

與地方農村接觸漸深,農陣經常聽著各地自救會敘述著各自面對的徵收問題,有的是因為工業區開發、有的則是面臨科學園區設置。但即使徵收理由各自不同,但透過取得便宜農地改設工業區,並以此為圓心將週邊土地擴大新訂都市計畫後藉此炒作地皮的手段卻是大同小異。

土地徵收讓可供耕作的良田消失殆盡,也直接衝擊農村生產、生活,尤其台灣農村老齡化嚴重,失去農地等於讓七、八時歲的老農失去所依,製造出大量社會問題,因此協助自救會對抗土地徵收逐漸成為農陣主要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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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記者 鐘聖雄

因土地徵收而起的抗爭,讓農陣先後多次號召農民夜宿凱道、行政院,甚至佔領內政部,幾次運動也逼的內政部撤銷苗栗後龍工業區的開發案,修改苗栗大埔徵收案的計畫內容,同時讓立法院在一二年底進行《土地徵收條例》修法。

不過這些成果仍舊帶有瑕疵,例如大埔案硬是留下四戶得要強制拆除,《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也沒有將民間最在意的民眾參與等聽證程序強制納入。而這些挫折也實實在在反映了兩黨政治與地方利益糾葛下,人民只能被當成祭品的現實。

蔡培慧直言,兩黨基本上都是右派,國民黨在馬英九上台後既不願意也無能力改變地方派系的問題;而民進黨則是在執政八年中對於社會議題產生退縮,即使黨內有少部分立委願意支持社會議題,黨中央卻不一定願意碰觸這些問題。民間積極、政黨消極,導致修法成果有限,民怨沸騰的同時,徵收受害者卻仍是層出不窮。

雖然政黨態度被動,但蔡培慧強調,社會運動避免不了要去和政黨或是行政機關斡旋,因為社運一定會面臨到法律問題,以及執行法令主管機關。「過去我在九二一基金會工作的經驗,讓我得要和兩黨的人一起合作,整合出一個團隊把事情做成」,蔡培慧說,那段時間的工作經驗,讓她知道不要用政黨分別去判定一個政治人物,而是努力開啟與任何人合作的可能。這樣的態度也延續到農陣的運作上。

對議題溝通保持開放態度,讓許多行政機關的基層單位願意與農陣分享自己的立場與想法,「像之前老農津貼修法,我覺得農委會應該著重如何確實區分真、假農民,而不是劃出一個年限去界定誰可以領津貼、誰不能領。之後農委會輔導處的人就針對這議題打電話跟我談很久。」

習於和行政機關打交道,但農陣對於跨足到政治場域卻顯的保留,蔡培慧說,社運團體一方面得透過立委提案修法,和行政機關溝通以便調整執行方式;另一方面開啟政黨選舉這條路來實現社運的目標也很重要。

但是這條路能否與社運團體有橫向連結、能否整合,蔡培慧坦言「她並沒有答案」。「有人組第三勢力,我沒有說我們不會合作,但我們也不能覺得好就加入」,蔡培慧說道。

會如此躊躇蔡培慧解釋,因為社會運動的對象和政治性活動的目標群眾有著極大差異。「例如有很多立委跟我們不錯,但他們卻不會只關心土地徵收,而是廣泛的關心許多議題。相對之下他們對於單一議題也就不會走的那麼深。」蔡培慧說,社會運動指向的對象很明確的就是一群「受害者」,但是政治層面所面對的卻是九成以上的「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想的是『如何過的更好』,但他們不一定會關心科學園區或是石化廠開發」,蔡培慧說,而當你訴諸的對像是「一般民眾」時,使用的語言與社運的與研究會有落差,「但農陣很明確的就是在做社會運動,對象就是那一成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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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記者 鐘聖雄

另一方面這些年下來最常困擾著農陣的,就是台灣錯綜複雜的「地方派系」問題。而要能切斷目前的地方政治脈絡,卻不是在國會佔有一席之地就能解決。

蔡培慧提醒,不論是怎樣的民間力量打算透過選舉進入政治,但純粹去攻佔中央民意代表並不夠,「雖然台灣過去幾年在立法院生態上展現出比較進步的政黨政治,選出來的人或許沒有太多地方派系糾葛,但它只停留在中央。」而地方縣市長選舉卻還是停留在地方派系把持的狀況。

過去台灣的威權體制就是透過地方派系掌控了與地方生活息息相關的資源,例如:交通車、道路開通,以及伴隨而來的資源分配,也間接控制了當地居民的選舉傾向。蔡培慧強調,這些都是地方發展必須面對的狀態,但民間團體一直都沒有人能夠全心投入去瞭解地方生活的環節。

「第三勢力的出現也應該要重新去思考如何在特定議題之外去熟悉這些生活環節,因為這才是對大多數一般人而言重要的東西。」要能突破地方派系問題,需要的恐怕是熟知地方生活與經濟型態,以及包括農會、銀行等在地勢力的人,「但目前的民間力量,並沒有能力去碰觸這一塊」,蔡培慧說,當所謂的第三勢力開始跨出第一步,投入立委選舉等政治活動後,慢慢的他們也得去思考如何在地方扎根,如此才有辦法擴展地方派系的發展。

蔡培慧說,若真要選舉,他們反而比較傾向投入村鎮長或是農會、漁會的選舉中,因為這些職位與農陣一直以來關心的從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不過農陣內部倒是一直沒有具體的討論過「誰」、以及「如何」去走這條路。「因為農陣沒人、沒錢,光是要做第一線服務都忙不過來。」

站在關注農村發展的角度來說,現階段對農陣而言,如何建立地方小農經濟網絡、鼓勵青年回農,以及協助地方農業建立產銷途徑,或許比投入政治活動還更為重要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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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mchoe Wangmo
  • 村鎮長與農漁會等級的選舉棍難度才高呢?那利益勾串穩固的在那裡,除非,結合該區多數農漁民,提出一個大家共贏的農漁業蛻變的願景。對於鄉鎮長選舉,如何突破鄉鎮發展的桎梏,說服大家蛻變找出路,改革後利益全民共享,看看是否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