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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今年教師節政大爆發政治系副教授郭立民獲頒特優教師,卻遭校方以未通過教師自我評量為由不續聘,引發校內對於評量、SSCI投稿量、教學研究等問題的討論。政大教師會也連續五周舉辦「找回大學精神」思想沙龍,探討當前高等教育面臨的難題。

26日思想沙龍的最後一場,政大主任秘書徐聯恩也到場關心,了解教師和學生對於高等教育現況的看法。

根據政大進行的一份研究顯示,校內9個學院,SSCI期刊論文投稿量近年激增的僅集中在3個學院,分別是社科院、商學院和理學院。其他學院則對於投稿SSCI沒有多大興趣。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政大,在面對以量化評量為主的機制時,產生了極大的矛盾。

政大教師會會長、教育系教授周祝瑛認為,由於教育部和國科會鼓勵學校教師大量投稿SSCI,導致許多原本以專書著作為主的教師,只能捨棄著書而進行短篇研究。加上教師接研究案可以抵免教學時數,因此也影響了學生的受教權。

畢業於政大心理系、目前就讀師大教育系博士班的徐昌男指出,SSCI等評量方式,企圖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放在同一個天秤上,以SSCI資料庫底下的期刊為例,多數期刊以雙月刊方式出刊,大量投稿的老師必須在幾個月內就產出一份研究,但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與社會,必須透過長期的觀察,才能有階段性的成果。

徐昌男認為,單純以投稿量來評斷,其實扼殺了社會科學的特性,應該考慮設為科學研究所需的時間等原因也考量進來,「量化的評量仍然有它的學理基礎,目前制度的學理基礎必須被提出來做檢驗。」

另一方面為了滿足學校對期刊論文投稿量的需求,許多老師必須轉向。就讀政大歷史系四年級的蘇維新表示,系上不少以專書著作為主的老師,為了幫學校衝論文量,只得申請一些研究案,但是多數老師根本不認同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拿去投稿SSCI。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期刊文獻資料庫

創刊於1969年,由美國ISI公司創建,收錄資料從1956年至今。SSCI當初設立時,便是希望能以客觀代替主觀,區辨出論文和期刊本身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發展漸漸出現索引和資料庫兩種功能。

ISI公司在其網站上註明,資料庫以收集英語系國家期刊為主。因此並無法完全反映出一門學問的全球性發展。該公司的日本代表宮入暢子也曾表示,「評鑑研究工作時要獲得多項衡量標準,因為如果您使用簡單化的統計方法,或只採用一個指標,則很容易誤陳研究工作的品質。」

只是台灣教育部與國科會,多以期資料庫中的期刊論文數量作為教師和學校能否獲得補助的標準,降低了學術界的多元性,也忽略不同學科之間的歧異,因此引發學術界對於獨尊SSCI的制度進行強烈批判。

深究當前高等教育面臨的困境,政治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王卓脩指出,由於台灣的高等教育過於依賴政府補助,導致學校的經營方式與政策無法脫鉤,自主性也相對降低。周祝英也表示,近幾年新自由主義盛行,政府對於高教補助越來越少,而補助形式又傾向競爭型的獎勵,導致教師彼此處於敵對狀態,最近剛開始執行的「彈性薪資」方案,又是另一波加強階層差距的做法。

王卓脩強調,「這幾年理工科系熱門,因為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但其實台灣的高科技,只不過是高級代工,與3、40年前的紡織代工沒有兩樣。」只是產業走向影響人才培育,高等教育變相為了政府與企業而存在,連帶也影響了知識份子對於當前社會問題提出全面的研究和建議的能力。

「例如台灣這麼多經濟學者,卻沒有對於產業政策的全面研究。」王卓脩說,產業政策和國土規劃、城鄉發展是環環相扣的議題,但是台灣卻沒有學術研究團隊能夠進行整合性的問題研究,「對於SSCI的重視,也讓大家無法關心層次更高的問題。」

除了仰賴政府資助,高等教育近年尋求與企業合作,尋找民間贊助者。周祝英表示,民間資金流入校園,同樣會對學校政策發生影響,最明顯的,便是以捐贈者的名字蓋大樓。

以近日吵得熱烈的「台大人文大樓」事件為例,周祝英認為,這樣的大樓設計其實代表了人文精神的沉淪,「台大需要人文大樓是事實,但不代表他們應該犧牲人文精神。」

雖然台灣高等教育不斷追求世界排名,並且大力鼓勵學校投稿國際期刊論文,企圖在「數字」上獲得成就感,但徐昌男說,哈佛等名校,幾年前就已表示,未來如果再有其它人對自己的學校進行排名,將不惜提告,因為他們強調「只有自己能為自己打分數!」

周祝英也針對獨尊SSCI的評量方式提出一項連署書,其中要求教育部及國科會必須全面檢討當前評量指標的問題,同時尊重學術本身的多樣性,建立學校分類機制,正視人文社會的評鑑標準,同時找回大學明辨是非的求是精神。周祝英表示,除了進行連署,也會在後續規劃記者會與研討會等活動,希望相關單位能有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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