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了畢業典禮,學生忙著在就業博覽會尋找未來;教師忙著從各種研究計畫掙得一個學術位置,大學是否仍是知識的傳授場域?是否能讓年輕人保有一絲理想的地方?

當政策導致教師被迫大量生產研究,換取大學經費和光環時,他們究竟還能不能維持知識份子的角色?在升等、生活、工作的壓力之下,他們還有力氣成為社會的良心、爭取公義嗎?

消失的教師主體性和大學自主性,是錯誤政策的偶然,還是當權者的預謀?當教師越來越溫馴,台灣社會也失去了進步的力量和勇氣。

當前的扭曲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淪為商品,身處其中的教授與學生則成為一群學術工蟻,這樣的高教工廠化,對於台灣學術界發展將產生什麼影響,本報將以系列報導呈現,與讀者一同思索高等教育的未來。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新版大學法在2005年底公告實施,從原本的32條條文新增到42條,除了大學校長遴聘的程序改為教育部所主導一階段遴選,還新增了大學評鑑的相關規定。同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而各校評鑑的結果,也成為影響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的重大因素。

評鑑制度從何而來?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因為教改之後大學浮濫,數量太多而且品質良莠不齊,加上少子化影響,學校招生不足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為了讓一些學校有退場機制,所以使用評鑑的方式。

其實少子化問提早已能夠預見,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指出,早在1997年左右,當時的高教司司長就知道台灣會面臨少子化,因此他極力阻止普設大學的政策,但是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卻認為應該廣設大學,加上許多學校已經在籌備階段。高教大門就這樣被推開,導致現在招生不足,教育部卻不敢有積極的退場政策。

雖然大學評鑑似乎是為了去蕪存菁,但東吳大學一位系主任表示,「廣設大學之措施已造成嚴重惡果。整併及淘汰體質不良的大學、提升現有大學素質,應是高等教育系所評鑑之目的。但茲事體大,由實施結果看來,系所評鑑亦顯然不以此為目標。」 雖然沒達到淘汰不良大學的目標,但評鑑仍然是教育部給予補助的基準之一。

大學評鑑主要針對教學、研究、服務三大項,評鑑剛開始選擇採用SSCI、SCI、EI等期刊論文投稿量來論斷大學學術品質,但因為後來發現不同學科之間有它的特殊性,因此逐漸改以其他方式補足量化指標的不足。

雖然評鑑已經不以量化指標為主,但許多教育部相關補助仍然以期刊論文投稿量做為指標,而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申請的「國科會研究計劃」同樣會被納入做為評鑑和教育部補助的參考,導致大學裡從上到下都在衝論文數量。

這股風氣底下首當其衝的是年輕助教,由於期刊論文數量也關係到助教升等,加上某些學校會有年限限制,幾年未升等將不再續聘,導致年輕助教不但教學時數多,還得不斷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以及投稿期刊、發表論文。

黃光國直言,這種以量化方式評斷是否給予補助的政策,其實只生產出一堆無用的報告,許多研究本身只是資料的累積,也很少人去引用。他也認為這樣的方式造成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是拿西方的理論硬套在台灣社會上做解釋,對社會一點幫助都沒有。

黃光國說,教育部應該從「質」的方面去判斷一個教授的研究,國家必須長期追蹤這些研究受到引用的次數,才能決定它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力,他認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就可以去進行長期追蹤,但實際上「結果他們只是生產一堆報告而已」。

另外由於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的數量也決定評鑑的結果,因此許多新進教師在剛進學校就會被關切,一為私校講師表示,本來他只是想慢慢做研究,沒想到學校主動關心,告訴他「為了老師的學術生涯考量」還是早點提計畫比較好,讓他只得趕緊去申請。但因為工作忙碌,眼看時間底線將至,計畫卻延後一大半,讓他很頭痛。

以量化指標為依歸的補助方式,不但消耗了年輕教師的教學時間和熱情,同時也造成「學霸」的形成。劉源俊指出,有些老師比較會寫企劃,因此容易申請到國科會研究計劃,這些人逐漸成為特權階級,排擠不接研究的教師們。

「其實許多教師是不屑去申請的,不是他不行。」劉源俊說,他們只是不想隨教育部或國科會起舞罷了,卻反而成為弱勢,承受同事和學校的壓力,有點份量的還比較不怕,許多年輕的老師迫於壓力不得不去接案。

也因為論文數量激增,伴隨著研討會、論文發表會等活動跟著增加,但只有量的改變,卻不見得有質的增進;研究報告越堆越多,卻無法回應實際社會問題;而年輕老師投入論文生產線,教學無法兼顧等…,都成為「以量計價」的補助政策下發生的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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