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告別了畢業典禮，學生忙著在就業博覽會尋找未來；教師忙著從各種研究計畫掙得一個學術位置，大學是否仍是知識的傳授場域？是否能讓年輕人保有一絲理想的地方？

當政策導致教師被迫大量生產研究，換取大學經費和光環時，他們究竟還能不能維持知識份子的角色？在升等、生活、工作的壓力之下，他們還有力氣成為社會的良心、爭取公義嗎？

消失的教師主體性和大學自主性，是錯誤政策的偶然，還是當權者的預謀？當教師越來越溫馴，台灣社會也失去了進步的力量和勇氣。

當前的扭曲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淪為商品，身處其中的教授與學生則成為一群學術工蟻，這樣的高教工廠化，對於台灣學術界發展將產生什麼影響，本報將以系列報導呈現，與讀者一同思索高等教育的未來。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新版大學法在2005年底公告實施，從原本的32條條文新增到42條，除了大學校長遴聘的程序改為教育部所主導一階段遴選，還新增了大學評鑑的相關規定。同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而各校評鑑的結果，也成為影響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的重大因素。

評鑑制度從何而來？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因為教改之後大學浮濫，數量太多而且品質良莠不齊，加上少子化影響，學校招生不足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為了讓一些學校有退場機制，所以使用評鑑的方式。

其實少子化問提早已能夠預見，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指出，早在1997年左右，當時的高教司司長就知道台灣會面臨少子化，因此他極力阻止普設大學的政策，但是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卻認為應該廣設大學，加上許多學校已經在籌備階段。高教大門就這樣被推開，導致現在招生不足，教育部卻不敢有積極的退場政策。

雖然大學評鑑似乎是為了去蕪存菁，但東吳大學一位系主任表示，「廣設大學之措施已造成嚴重惡果。整併及淘汰體質不良的大學、提升現有大學素質，應是高等教育系所評鑑之目的。但茲事體大，由實施結果看來，系所評鑑亦顯然不以此為目標。」 雖然沒達到淘汰不良大學的目標，但評鑑仍然是教育部給予補助的基準之一。

大學評鑑主要針對教學、研究、服務三大項，評鑑剛開始選擇採用SSCI、SCI、EI等期刊論文投稿量來論斷大學學術品質，但因為後來發現不同學科之間有它的特殊性，因此逐漸改以其他方式補足量化指標的不足。

雖然評鑑已經不以量化指標為主，但許多教育部相關補助仍然以期刊論文投稿量做為指標，而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申請的「國科會研究計劃」同樣會被納入做為評鑑和教育部補助的參考，導致大學裡從上到下都在衝論文數量。

這股風氣底下首當其衝的是年輕助教，由於期刊論文數量也關係到助教升等，加上某些學校會有年限限制，幾年未升等將不再續聘，導致年輕助教不但教學時數多，還得不斷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以及投稿期刊、發表論文。

黃光國直言，這種以量化方式評斷是否給予補助的政策，其實只生產出一堆無用的報告，許多研究本身只是資料的累積，也很少人去引用。他也認為這樣的方式造成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是拿西方的理論硬套在台灣社會上做解釋，對社會一點幫助都沒有。

黃光國說，教育部應該從「質」的方面去判斷一個教授的研究，國家必須長期追蹤這些研究受到引用的次數，才能決定它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力，他認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就可以去進行長期追蹤，但實際上「結果他們只是生產一堆報告而已」。

另外由於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的數量也決定評鑑的結果，因此許多新進教師在剛進學校就會被關切，一為私校講師表示，本來他只是想慢慢做研究，沒想到學校主動關心，告訴他「為了老師的學術生涯考量」還是早點提計畫比較好，讓他只得趕緊去申請。但因為工作忙碌，眼看時間底線將至，計畫卻延後一大半，讓他很頭痛。

以量化指標為依歸的補助方式，不但消耗了年輕教師的教學時間和熱情，同時也造成「學霸」的形成。劉源俊指出，有些老師比較會寫企劃，因此容易申請到國科會研究計劃，這些人逐漸成為特權階級，排擠不接研究的教師們。

「其實許多教師是不屑去申請的，不是他不行。」劉源俊說，他們只是不想隨教育部或國科會起舞罷了，卻反而成為弱勢，承受同事和學校的壓力，有點份量的還比較不怕，許多年輕的老師迫於壓力不得不去接案。

也因為論文數量激增，伴隨著研討會、論文發表會等活動跟著增加，但只有量的改變，卻不見得有質的增進；研究報告越堆越多，卻無法回應實際社會問題；而年輕老師投入論文生產線，教學無法兼顧等…，都成為「以量計價」的補助政策下發生的怪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