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目前大學教師平均每人手上都有一到兩個國科會研究計劃正在進行,如果加上業界委託的研究案,數量還會更多。這些數目龐大的研究計畫,同時需要一批研究助理幫忙協助各種工作,因此一個擅長接案的老師手下,同時也會養了一大群研究助理。

擔任某私校副教授研究助理的黃小姐說,「我手上的案子7月底就結束了,老師明年如果沒有再請其他案子,那我就要失業了。」這樣的擔心不只發生在她身上,許多研究所畢業生仍然會回鍋擔任專任助理,但由於計畫期程通常是一年,因此這些畢業生也得面臨一年一聘的壓力。

因為學校行政人員不足,所以研究助理的工作多淪為行政庶務,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劉源俊說,報帳期限截止前,就會看到許多同學整天在收集發票、假造名目報帳,要不就是幫忙舉辦研討會,連絡各校、訂餐點,根本沒有在做研究。

劉源俊直言,這些研究助理等於是高級派遣工,結果整個學術界,年輕老師為升等、學生為了有飯碗,大家都在拚命生產。雖然有量的增加,但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學術界太不長進了,大部分的研究根本沒有創意,而且停滯不前。

除了讓年輕的學生消耗大好時間無法增加學問,國科會研究計劃同時也導致校內教師彼此之間的分裂。劉源俊說,這些補助經費就掛在那,有辦法的人就去申請,許多會寫計畫的教授容易申請到研究經費,也就成了學校的紅人。

「真正有學問的人是不搞這些的,卻被得勢的其他教師欺負」,久而久之劣幣驅良幣,不依照國科會或教育部那套去走的,就待不下去。而這些願意申請研究計畫的教師成為特權階級,回過頭去鞏固自身的權力,讓有限資源被少數人壟斷,形成贏者全拿的局面。

至於為什麼高等教育會淪為論文生產的工廠,教師越來越失去活力?黃光國說,他那一輩的老教授,當年只要念完博士自動就是副教授,三年之後升等為教授,也就是這一群早已坐上學術金字塔的高層的老教授,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想出這些花招。

黃光國直言,當學校的教師為了生產論文、舉辦研討會累得半死之後,還有誰有力氣講話。當年葛蘭西(Gramsci)指出「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因為知識份子本身有其主動性,這同時也是抵抗現有體制的可能性。黃光國說,現在還有這種知識份子嗎?我們看到的都是為體制和企業服務,讓它們獲得更多權力的知識分子。

劉源俊也認為,許多教師為了明哲保身都不敢講話,而能夠跳脫這套框架的教授更是少之又少,整個學術界都跟著它打轉。教師之間因為競爭關係無法形成共同體,工作狀態變的孤寂且疏離。

老一輩的學者忙著進行權力鬥爭,年輕一輩的教師被研究計畫壓得喘不過氣,高等教育該何去何從?對此黃光國表示,年輕一代的學者要自己想辦法活下去,雖然現在的學術環境低劣,但他還是看到不少有理想和熱情的教師,在研究與教學中儘量取得平衡,他也提醒,在這個過程中千萬不要忘記自己對學術的熱情,才能在爬上高位之後對學術界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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