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胡慕情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19歲到26歲,大學到研究所,7年的時間可以讓一個年輕人從懵懂到成熟,也可以讓一個社會議題的社會關注度跌落谷底又再度找到另一個高峰。2012年剛從台大城鄉所畢業的何欣潔,陪著樂生療養院議題走了7年,貞德舍遭拆除、機廠工程啟動,如今舊院區因工程發生走山危機,青年樂生聯盟將號召關心樂生議題的民眾今年3月16日重返凱道。
大學念法律系,何欣潔說,其實當時並沒有想太多,只是分數到了就填了志願,而軍公教家庭出身的她,原本家人期待她成為老師。對於自己開始參與社會議題,家裡的人並不特別支持,「每次他們打來罵我,我就吵回去,最後冷戰一陣子,家裡又會自己在打電話來。」談起和家裡的關係,她說家裡給了她很大的安全感,「像聖誕節時,我媽打電話叫我回家過節,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聖誕老人要送我禮物。即使這麼大年紀,家裡的人仍然願意很認真的去哄你。」何欣潔笑說,或許是因為家裡給她的安全感相當足夠,因此當她看到有人沒有辦法得到同樣的對待時便受不了,也因此才投身社會運動。
談起加入樂生保留議題的原因,何欣潔笑著說,因為當時失戀,對主流的戀愛感到失望,「因此產生一種想要被邊緣的力量拉走的慾望。」2005年暑假,樂生舉辦了一個到舊院區刷油漆的活動,彼時政府部門對於樂生院的態度就是任其破敗不願整理,因此自救會與樂青號召民眾協助維護樂生環境。
「刷油漆的活動上,有人解釋樂生的現況,並且解釋為什麼不願意搬往新大樓、高樓醫療機構對於老年安養的危機等議題。」在這之前,何欣潔並沒有接觸過樂生的相關資訊,這次活動後,樂生陸續又有其他阻擋怪手的行動,何欣潔也開始積極參與。
在抗爭的現場,法律系學生的何欣潔受到特殊的保護,每當發生衝突時,其他同伴總會儘量避免她被逮捕,「例如樂青去丟雞蛋,那天活動17人被逮捕,活動主持人甚至被留在看守所。當時我差點也要被抓走,是其他人把我拉回去。活動結束,被逮捕的同伴其中一人被起訴,緩刑三年。」
何欣潔說,大家會顧慮她未來可能得要考公職,萬一留下案底,司法官面試一定被刷下來。另一方面其他同伴也需要何欣潔協助聯絡律師。「當時自己心裡難免也會害怕,因為一旦被抓等於是放棄了自己的前程,而那時候的自己也還不知道,放棄掉那一切以後該怎麼辦。」
開始拋棄作為法律人的身份,是在2007年那時。當時樂生保留議題中有許多律師介入幫忙協商,之後「530保留方案」出爐。「事後回顧才認為,其實當時我們可以爭取更多,但卻沒有堅持下去。」也在那同時,何欣潔感覺到法律的極限。「法律是用來守護現行價值的,如果法律可以改變現行的制度,那也是因為社會意識已經成熟到某種程度。換句話說,在法律之前它維護的最大化的正義,而不是弱勢者的正義。」
這也凸顯法律作為一個中介角色的特徵,法律作為一個中介的「協調者」,是為了解決糾紛,因此法律說到底是一種折衝的角色,而非堅持到底的角色,當它要維護最大化正義時,就必須讓雙方妥協,但這個妥協從結果來看,卻不一定是最好的決定。在操作上,它也必然是維護強勢者的利益,因此面臨取捨時,法律同樣可以是相當慘忍的。「而這和我的個性並不相符。」
也因為打算拋棄法律人的身份,因此當系上同學都在準備考試時,何欣潔卻沒有積極準備任何考試,「參加社會運動後,在生活上與其他同學等於是走到兩個平行宇宙至中。」也因為參與運動,「整個人已經邊緣化到了無法在回到既有體制的規訓中了。」如今法律系早已畢業,下一步是否考慮考取律師執照,何欣潔坦言,早已不考慮那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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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法律系畢業,何欣潔轉往台大城鄉所,「不過剛上研究所時,心裡相當焦慮,整整一年幾乎不出門,只有在必要時才會出去。那一年自己也遠離了樂生運動,後來才慢慢接受自己,另外也承認自己不可能逃避『樂生』,因此才繼續回到運動中。」
當時的憂鬱來自於自己背離了法律人的主流價值,「畢竟在主流價值中可以得到一種保護,背離之後便失去了這種保護。」另一方面那一年自己的人生也因為運動而被爆破到整個支離破碎。「由於在運動中你會被迫面對自己『其實並不是個好人』的真實狀態,被迫認清自己的缺陷,那一年正好相當精確的把這些缺點全部爆破出來。不過在那之後,自己也可以更誠實的面對自己。」
2008年樂生療養院內的貞德舍遭到拆除,「對於運動來說等於是一個句號,但是我們硬是要分出下一段繼續寫下去。」走出憂鬱重回運動的何欣潔坦言,之後的走山危機等為運動開出另一條戰線,而自己也想要重新面對失落的那一整年,憑著這股「想要贏回來」的意志繼續走下去。
回頭看著這幾年的經歷,何欣潔說,「介入議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弱勢者往往也是最卑劣的,他的卑劣來自於外在的壓迫。也因為如此,運動中的人際關係經常是令人感到痛苦。」何欣潔表示,但是你得要思考清楚,出自對這個議題的愛,你願意扭曲自己到什麼程度,讓彼此都能夠至少感到舒服,「這樣的愛其實是建立在痛苦之上,而在明白這些以後,還願意坦然的愛著這一切,那才是真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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