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

漢字羅馬化的爭議

1946年國民政府來台,語言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道揚鑣。為了加速「掃盲」,中共推行漢語拼音,提高人民識字能力;而台灣為了維持中華民族的認同,國民政府持續使用注音符號拼音方式教導漢字。

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後,漢語拼音夾帶強大政治力站穩了國際地位,讓1996年為了經濟因素而推行羅馬字母拼音的台灣,在拼音政策上為了顧及主體性與全球化,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下,始終走得跌跌撞撞。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汪宏倫指出,相較中共以專責的「文字改革委員會」來進行漢字現代化,台灣卻為了因應全球化、推動「亞太營運中心」,由主管經濟事務的經建會主導中文譯音工程。另一方面,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余伯泉等人也在1998年發展出「華語通用拼音系統」。

這套系統首先在陳水扁執政的台北市使用,政黨輪替後通行全國,不過,實際執行的只有綠色執政的縣市。直到政黨二次輪替,馬英九上台,再次把通用拼音改為漢語拼音,外界批評,三心二意的譯音政策浪費國家公帑。

國家定位與語言政策

汪宏倫認為追求全球化底下的拼音系統政策,就和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主體性一樣,一直處於「制度的中介狀態」,被祖國幽靈羈絆,國際地位又曖昧不清。

當初號稱通用拼音主打與漢語拼音相似度高達85%,經改良適用原住民語、客家語和台語,兼顧國際通用與本土特色。實際上,台語拼音出現難題,因為通用拼音很難以同一套系統「通用」所有語言,且台語拼音已有教會羅馬字的傳統,許多人難以接受通用拼音。

汪宏倫指出,台語常會出現濁音,例如台語的「牛」就是發濁音,高(kao)則是半濁音。通用拼音系統無法拼出濁音的字,造成學習得死背拼法,與一開始的方便拼寫相悖。

解嚴後的本土意識

漢字羅馬化的拼音系統在台灣掀起一波論辯,解嚴後興起的多元母語意識也是另一波潮流。政大民族系副教授王雅萍指出,戒嚴時期的高壓強制,讓解嚴之後的社會有了喘息空間,容許一般人對台灣社會有更多想像。

壓抑已久的台語等弱勢語言,此時紛紛找尋出口。成大台灣文學所副教授蔣為文考上大學來到台北,發現大家都講漢語,他在學校創了一個「台語社」,人數並不多,其他學校也陸續出現類似社團。

以母語為創作的歌曲陸續萌芽,台大校園裡可以聽見朱約信(現改名為朱頭皮)用流利台語演唱。不過,因為單一語言政策讓多語言地位弱化,母語創作的市場跟著萎縮。蔣為文指出,母語創作除了少數「天后」有辦法進場廝殺,大多還留在非主流層次,主流市場仍以中文為主,由此可窺見語言政策的影響。

母語運動的興起

1987年成大護理系首開醫療台語課程,在當時是相當進步的觀念。之後第一次縣市長改選,民進黨一舉拿下7個席次,由於基礎教育是由地方政府負責,因此這7個縣市開始出現鄉土教育課程。

地方自行增設鄉土教育,黨外民意代表在立法院質詢時,也會用母語質詢教育部長,時任教育部長的毛高文聽不懂,現場一片混亂,會議數次中斷。「客家風雲」雜誌點出母語消失的危機,讓長期遭台語、日語和中文壓制的客語族群覺醒。

1988年,客家權益促進會發起「還我客語」大遊行,客家族群將客語視為祖先遺產,「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當次遊行破萬人上街頭。不過,參加者不只客家族群,許多弱勢語言族群也都在那次活動中一起上街。

王雅萍說,當時的氣氛是以「多元語言」為主,就連抗議都會用4種語言廣播,許多原住民或客語的抗議歌曲,也是在那時出現。

相較於1970年代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國民政府強力推行「國語」,就連電視節目也取消其他語言時段,布袋戲也被要求以中文演出,解嚴後語言政策逐步鬆綁。或許因為早在1970年代國民政府已自知無法反攻大陸,因此更加重視對內的認同政策。然而,持續由少數人控制大量資源不見得是長治久安之道,蔣經國逐步擢升台籍人士(包括李登輝),直到解嚴後,社會風氣更加多元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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