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8月份，某個推動都更的論壇上，曾在林口與三峽有大型造鎮計畫的建設公司，其執行長面對中山區的都市更新，用他一貫的口氣，要求政府趕緊想一個口號包裝，在政策上鬆綁，讓建商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工程。在三峽或林口之前，淡海新市鎮的造鎮計畫，也讓四大建商吃下5萬坪土地。

不只台北，在高雄義聯集團相中旗山台糖上千公頃國有土地，提出「打造三生（生活、生態、生產）生活永續城造鎮計畫」。政府答應「針對這類重大投資計畫，指定政委成立單一窗口協助排除投資障礙」。政府出讓國有土地，讓企業財團接手開發，儼然是當前最佳的發展組合。

好城市 怎樣都「住不起」

由於土地數量有限，不應該與一般商品一樣進入資本主義的市場自由買賣。台大城鄉所教授王鴻楷指出，土地不能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而土地衍生出的「住房」問題，也應與個人生命安全相關。換句話說，居住權等同於基本人權，政府有保障人民居住權的義務。

但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進行公共建設，讓土地增值，卻讓開發土地的利潤回歸到少數財團手中，等於是讓大多數受薪階級供養少數資本家。

《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作者廖桂賢也指出，土地成為商品賣給建商蓋房子，就等於解決住房問題，但實際上住宅問題並沒有解決，只是將所有人切成兩塊──住得起與住不起，出讓土地蓋房的政策似乎比較多是在為建商解套。

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也同意，政府的政策多偏向財團，而非老百姓。「就像當年馬克思說的，國家政權等於『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相較於歐洲國家，例如荷蘭，政府保留土地建造社會住宅。台灣的政府卻真如馬克思筆下的管理委員會了。

企業掌權 土地開發大量獲利

劉可強認為，荷蘭可說是全球化的發源地，又是信仰資本主義的國家，不過他們是對外強勢奉行資本主義，對內保留社會主義的政策。或許因為如此，荷蘭M型社會的發展不如台灣這樣嚴重。

「資本主義就像洪水，無孔不入，甚麼東西都逃不過。」劉可強說，政府不願意保留國有土地來提供社會住宅，土地只得進入市場做為一般商品買賣，社會住宅無法獲利，當企業主導國家後，不賺錢的事企業不想做，也不會要國家做。

資源流入城市 城鄉差距更遙遠

城市吸納了大量資源，卻也排拒了原本居住在城市裡的人，為什麼政府不願將資源投入農村，降低城鄉差距、抑制城市過多資金炒作？劉可強表示，因為城市的經濟效益比農村高，高科技或文創產業的獲利比起農產品高出許多。主流的說法認為，城市是火車頭，可以帶動整體發展，在產業思維沒有調整前，政府不會將資源投入農村。

輕農村重城市的投資思維，相對擠壓了農村的產業發展，為了城市擴充，郊區或農村可能因為都市更新土地變更，轉形成為城市的附庸，破壞了當地原有的社會關係以及既有價值。

面對當前以城市做為競爭主體，不斷以開發思維更新，將更重要的居住問題拋至腦後的偏差政策，劉可強說，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不少城市，不與誰競爭排名、也不在意所謂的競爭力，它發展出穩定的「城、鄉、人」關係，提供重要的服務，例如：教育、醫療等等。

淨化後的城市 中產階級的天堂

歐洲13世紀左右的貿易網絡──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裡的城市，城門上刻了一句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提供了各種經驗與可能性，過去的封建身分不再是枷鎖，在城市，藉著經商，乞丐也有機會成為仕紳。

只是現在，城市提供的可能性越來越少，居住在城市裡的多數人，以勞動力或消費者的姿態出現，卻不是城市的主體。美國社會學家Mark Gottdiener指出，規劃者很多時候都忽視或否定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考量，土地重新規劃後，讓位給商場或豪宅，城市區域也變得中產化和豪宅化，原本住在那裡的人，不能再繼續居住而被迫搬遷。

除了修整門面，城市在舉辦運動賽事或特殊節慶時，也會大規模清理流浪動物，不僅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甚至2004年雅典奧運前夕，平日放任流放動物遊走的文化習慣，也在國際目光的驅使下進行大規模清理的動作。而目前台北市也為了花博展覽，驅趕萬華區的遊民，以維持城市的面容。

雖然城市的規劃掌握在政治優勢的統治階層手中，但都是社會學學者並不因此絕望。法國新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理論學者Henri Lefebvre提出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認為空間的型塑，是空間中活動的人以及其行為創造的結果，真正居住在城市中各種階級，都有轉化城市生活與更新的權利。

就如同許多台灣城市逐漸出現的，提供外籍移工多種服務的小型雜貨店，或者逐漸轉變為各種移民人口聚會場所的中山北路「小菲律賓區」。都是真實生活在這個城市中的人，翻轉空間使用可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