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孤獨的喧囂

【記者呂苡榕專題報導】大學內年輕教師行色匆匆，被繁重的教學與研究壓得喘不過氣，也為了幾年後得以「續聘」的生存爭一口氣。當教學、服務與研究三重重擔落到年輕助理教授身上時，曾經對於知識的渴望與教學的熱情，也在時間流轉中漸漸磨平。

目前台灣高等教育規定了教師升等的考核機制，這樣的機制無可厚非，只是制度內卻出現了不少瑕疵，讓剛踏入教職的年輕助理教授背負了沉重的壓力。翻開各校的升等規定，一位教師準備升等時必須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達到某種水平。

以國立中正大學為例，教學方面依據過去幾年的教學評量表、授課時數是否達到標準，以及是否有獲頒教學類獎項來評分。而服務方面則是教師參與學校各級會議的狀況、擔任在職專班教育推廣職務、其他招生相關職務等。

最後一項研究評量，除了比重高達75％的專書著作審核外，其他25％則是由教師執行的研究計畫及研究獎助次數來評分，例如獲得國科會甲類研究計畫一次可得5分。而研究部分則佔了總評分的60％。

一位助理教授最低必須負擔8至9學分的教學工作，但私校與公立學校又各有差別，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指出，在中正大學雖然助理教授要負擔9學分的教學，但是只要身上背負研究計畫或者指導研究生，都可以免一學分。而在私校負擔卻相對繁重，雖然也是差不多學分數，但是一門學科只有2學分，也就是說一個有10學分的老師，得上5門課。

管中祥表示，5門課各不相同，加上備課時間、做研究、指導學生等等，其實已佔據一個教師大半的生活。雖然某些私校對於面臨升等的老師提供不少優惠，以世新大學為例，就可讓即將升等的教師有半年免授課的福利，專心準備升等。但也有不少學校只是壓迫老師同時提供教學與研究，卻不討論老師是否能夠負荷。

升等評鑑並非一直都存在，早期的教師升等只重年資，缺乏客觀評鑑學術著作的機制，為了提升高等教育的研究水準，才逐漸發展出後來的升等評鑑，同時增加了「助理教授」這個分級。

1980年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黃厚堅曾針對教師升等評鑑辦法進行研究，同時提出各級教師的個別任務，報告中指出，「大學教師固宜在教學、研究、服務三方面皆有良好績效，但三者對於不同級職教師有不同重要性。教授級者偏重研究功能；反之講師級者教學更較具重要性。」

但反觀目前的升等制度，卻是重研輕教，讓教師無法投注更多時間到學生身上，師生關係也趨向疏離。由於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必須在12月提出申請，許多老師得在8、9月準備，管中祥說，這期間正好也是學校開學，老師得要教學、研究蠟燭兩頭燒，如果為了升等，勢必得放棄部分教學品質，學生受教權受侵害也是必然的結果。

制度的問題讓教師與學生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劉梅君表示，許多年輕教師被迫關在研究室，失去與學生互動機會，也缺乏公共參與性。這種重研輕教的制度，嚴重扼殺了這一代的公共知識分子。

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王增勇認為，要求教師拚研究與投稿量，並且將這些數量做為評量教師的標準，不只害慘了教師與學生，更讓公民社會受到極大的傷害。讓公民社會缺少知識分子的參與。

管中祥也認為，政府投注許多資源在培養這一代的知識分子，但是當他們成為教師後，卻因為制度把他們綁死在校園內，導致他們對於社會沒有相同的回饋，這同樣也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原因。

加上參與社會議題並不會被列入「服務」項目做評分，因此多數教師只是轉向接研究計畫，或者替企業、政府背書。劉梅君感嘆得說，「因為價值與價格是不同的，雖然參與社會議題有它的價值，但這個時代只重價格，沒有價格的事很少人想做。」

劉梅君感嘆得說，一個知識分子遇見社會問題，介入、討論，甚至透過各種方式推動改變，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但是現在的教師卻沒有時間做這些了。只是當校園內越來越寂靜無聲，研究成果越堆越高時，台灣的高等教育，究竟該如何成就下一代的知識分子？